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距今已有4200年的历史,唐代以前瓷器一直是实用器的代表,但到了宋代瓷器逐渐成为了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各种精美的瓷器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从那时起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做:“家无瓷不贵,室无瓷不雅。”
元明清帝王对瓷器也情有独衷,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元代统治者崇尚白色,“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白瓷在元代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个官窑——浮粱磁局,专为元皇室烧造瓷器。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取得卓越成就,为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赉,贸易所需,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世称洪武官窑。洪武帝需要以瓷器换马用于战争,还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厂烧造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瓷器的独特风格。
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朱棣身着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霜花自然凝结成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三军以为瑞照,士气大振,战果辉煌。
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厂的技师们依据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造出鲜红地白龙纹瓷器,以表对永乐皇帝的敬意。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身的瓷器,则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宣德官窑有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员督陶,负责宫廷用瓷的生产,特别是对贡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张善“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整肃纪律,杜绝官窑贡余品的外流,宣德帝将督陶官张善处以极刑,将所有贡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维护了皇权的威严,也“打”出了官窑瓷器的至精至美。
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在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促织”篇中有所描写,而宫廷正史却无记载。1993年的珠山宣德官窑遗址考古发现却证实:御厂为朝廷烧造了数十种纹饰精美的蟋蟀罐,其中青花双角五爪龙纹蟋蟀罐就是贡宣德皇帝观赏斗蟋蟀的“斗盆”。这位“太平天子”不仅有玩蟋蟀之好,而且酷爱养鸟赏花,宣德御厂为朝廷烧造的花鸟虫鱼器皿就达几十种。
明代永乐年间,北京谨身、华盖、奉天三大殿被大火烧毁,正统六年(1441年)三大殿重建工程完成。太监王振命令景德镇为大殿烧造青龙白瓷缸,因缸大而且壁厚,屡烧不成,三大殿前的陈设便以铜缸代替。而几十口有裂痕的龙缸则被打碎掩埋在御厂西围墙下,直到1988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青龙白瓷缸才得以重见天日,现陈列在龙珠阁展厅。
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对景德镇御厂的生产相当热心和执著,这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成化皇帝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生产,在他的创导下,成化官窑烧造出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成化斗彩一直被人视为拱璧,古时就有“神宗(万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而在成化朝之后的510年——公元1997年的香港索士比拍卖会上,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拍出2917万港币的天价,这恐怕连成化皇帝自己也始料未及。2014年,又创造出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拍出2.8亿港币的记录。
康熙时期,御窑烧制了大量笔筒、水洗、臂搁、瓷砚等文房用瓷,这与康熙皇帝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认识到,满族的武力不足以统治中国。唯有遵孔崇儒,学习汉民族文化,才能巩固满清帝国统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的推崇自然促进了文房用瓷的烧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让御窑厂的窑工们烧制各类文房用具,这其中以笔筒烧制地最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雍正皇帝为康熙第四子,有“四爷”之称。这位铁面无私的帝王,在艺术鉴赏方面颇具文人气息。他喜爱文雅素净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雍正皇帝对瓷器制造直接干预,从宫中造办处档案得知,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的样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样之后由皇帝选择。宋代瓷器以胎质细腻、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闻名于世,深得雍正喜爱,因此雍正时期御窑厂生产了大量仿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绘图案具渲染效果,颇似中国水墨画意境,雍正对此喜爱有加,故雍正年间粉彩盛烧一时。
瓷器的文化博大精深,关于瓷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乾隆( 1736—1795 年)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窑产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窑务时的制品。唐英原为内务府员外郎,早在1728 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窑务,担任年希尧的副手。在1736—1749 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 1752—1756 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先后任淮安关、九江关监督,兼理景德镇窑务。唐英不仅一般地管理厂务,完成朝廷交办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窑厂,研讨工艺,在仿造和创新上成就显著。每年贡献给朝廷的大小盘、碗、锺、碟、瓶、勰、尊、彝等,多达57 种。《景德镇陶录》记述唐英的成就说:“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乾隆窑继承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精华,所仿历代名瓷几乎无所不有,同时吸收东、西方艺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制瓷工艺,力求新的创造,真可谓集各种技艺之大成,冶古今中外于一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