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下午，41件共221页周作人散文杂文手稿及他于1963年写就的一卷《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在嘉德拍卖。42件作品中，《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从猥亵的歌谣谈起》两件流拍，《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拍出92万元的价格，是所有作品中价格最高者，其他手稿的价格从十几万到四十余万价格不等，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
周作人这批手稿（嘉德供图）
本次拍卖共拍出1286.85万元人民币
41篇文稿有的用深绿色和淡绿色稿纸，有的用红色普通格子纸或荣宝斋稿纸书写，字迹工整美观，鲜有修改痕迹，周作人本人的说明不多，编辑的加工和批注更少。这些手稿据考证，为周作人在1960年至1965年之间投稿给香港《新晚报》的手稿，为《新晚报》创始人罗孚多年间的珍藏。
此批手稿用纸对比 （图片来自“展玩”）
手稿里写了什么：烘着炭盆闲谈，古色苍然
从嘉德公布的手稿目录来看，这批手稿中有近十件都是谈论吃食，笔力所及之处不光是故乡的美食，还谈及日本美食，周作人写在北京一直连续住了四十多年“时常还记忆起故乡的吃食来，觉得不能忘记”。在《闲话毛笋》中，他写因为有“肥甘”，而中了“思乡的盅惑”，“主要是食品里的笋，其次是煮熟的四角大菱，果子里的杨梅。”《陆奥地方的粗点心》从日本的菓子谈起，谈日本寺庙的风土人情和有趣的见闻，最后落笔在“我在茫然的望着给风吹起聚集拢来的落叶，心里却在想着专称寺起原的悲哀的故事”。《吃茶》中，周作人则一一例举自己喜欢的茶，除常饮的龙井外，碧罗春、六安茶、太平猴魁偶有尝鲜，又对苦丁茶与香片一一品评。
《闲话毛笋》部分内容
《吃茶》部分内容
此外，周作人在翻译日本的作品时，也常常留意其中的美味佳肴。《鱼鱠》中，他甄别《诗经·小雅》中的“炮鳖脍鲤”即是日本的生鱼片，宋元明的食物即是“割烹”；翻译日本的青木正儿《肴核》中时，周作人分析苏东坡《赤壁赋》中的“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即是元明宴会的风雅，“烧鹅之类是炙是肴，乾按酒和鲜果乃是核， 两者并称就是肴核了”；除了考证食物的源流，周作人也写食物的诱人，如《无名的先觉》写“中年的瘦汉子，正把插在义上的肉，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对于《普茶料理》则译写了九页，将这明朝黄蘖宗传过去的“素菜筵席”从民俗学的角度一道道考证，进行了“素食沿革的谈话”。
除了谈论食物，这批手稿中，周作人也谈论风俗与风气，很有一点鲁迅的风范，如揶揄时人的《爱啬精气》《悭的手法》《帮会的片鳞》。此外多篇应时令的风雅之作，如对于节气历法进行考究的《冬至九九歌》。
对于古人经典，周作人也有诸多理解，他盛赞《四库全书》 是“中国最迷人的一部古书”，在《新唐诗选》中谈论白居易乐府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书房里的游戏》《老虎桥杂诗题记》中，又回忆了儿时读书的经历，从三味书屋，到会籍东湖学堂，南京水师学堂， 又到北京西山碧云寺。
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文、英文、 希腊文等多种文字，他十分看重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自不必赘言，上述诸多手稿内容中可见周作人总频频提及日本。而周作人的希腊文学译作也有二百万言，大多为晚年完成的。他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这批手稿中，如《希腊小喜剧》《爱说诳的人》《塔伊斯与格吕刻拉》都是与希腊文学历史相关。
《希腊小喜剧》部分内容
手稿中也多有谈策论及时评、史论：“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不是言”，认为与他观点类似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反礼教最为激烈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常常从时事说开去，比如“九十个攀登阿尔卑斯的最高峰”（《现代的诺亚方舟》），又因南越吴廷艳事件而“对东南亚的佛徒有些兴趣，略加考察”（《爱罗先珂所说的缅甸佛教徒》）。周作人对于自然界的动植物也十分费心研究。因为北京动物园有“科摩陀龙”到来，而考证龙是“一种巨大的爬虫，是壁虎的一族”，“会得要死，而且也还是可以吃的”（《现今的龙》）。因为现今人们倾向于“自然伦理化”，而创作《蝉的寓言》《向日葵的神话》等，考证它们历来被怎样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
正如周作人写到的，这些散文的背景色，是“烘着炭盆闲谈，不像是什么原子力的时代，却是古色苍然的”。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部分内容，有周作人的批注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到了196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生活愈发拮据，他在给朋友曹聚仁的信里写道：“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又说“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曹聚仁知道他的窘迫处境，因而在1960年代初期介绍他与香港《新晚报》的创办者罗孚认识。在1960至1965年间，罗孚邀请周作人在香港《新晚报》撰稿。后来罗孚辑出部分手稿内容，于197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知堂回想录》。1993年，罗孚通过香港朋友把《知堂回想录》中所有手稿捐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全。现在存留下来的这些，计有周作人创作于1960年代初散文杂文手稿41篇221页，及1962年《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一卷。是《知堂回想录》之外散文手稿中的选粹，也是罗孚自己多年间的珍藏。
曹聚仁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新晚报》经济情况较好，稿费一定有把握。罗兄答应十元一千字，这是香港最高的。”可见晚年给香港的《新晚报》 写文章，成为周作人重要的经济来源。
罗孚不仅在文章的发表上给予周作人大力帮助，还在生活上尽力接济。当时北京物质生活匮乏，罗孚从香港给周作人寄送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品。
1963年11月17日，罗孚趁到北京出差之际，与潘际坰一起到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这是他与周作人唯一的一次见面，《苦雨斋访周作人》中记录了这次会面：“八道湾周家进门有一个院子，院子中有一两株高大的老树。那天是阴天，院子显得阴暗，进了屋，屋子里更阴暗。老人穿的是短衣，不是长衫，不是‘不将袍子换袈裟’的袍子。宾主都客客气气。……老人又是问一句答一句，没有滔滔不绝。这样也就不可能坐得太久，半个钟头左右就告辞出来了。”
周作人八道湾十一号的住宅
罗孚很珍视周作人的手稿，如曹聚仁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透露的：“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因此，周作人的手稿得以完整地保存。
周作人手稿的崎岖发表经历
黄乔生在《周作人晚年投寄香港译著手稿略识》中谈及，这四十多篇著译文稿有一半未能发表，原因大概是：或者篇幅太长，或者寄去太晚，罗孚等编者已经没有了安排发表的时间或权力，或者因为文章内容有不适宜地方。
对《新晚报》拖延刊载《知堂回想录》的原因，罗孚解释：“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
周作人晚年的三位香港朋友，除了曹聚仁、罗孚还有鲍耀明。鲍耀明时为香港三井洋行经理，他与周作人之间长达七年的通信最早公开。1950年代，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的驻港办事处，周作人便为“垦创社”的《热风》杂志撰稿，同仁有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等。也是通过曹聚仁，鲍耀明认识了周作人，二人交往的通信和日记，成为研究周作人晚年生活的第一资料。鲍氏不断从香港寄来生活物资及海外书籍，成为老年周作人的莫大慰藉。
在周作人与鲍耀明的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历史，而是食物。时年恰逢内地物资紧缺，而周作人对于食物又相当执着。因了鲍耀明的帮助，周作人开始1960年代艰难的“海淘”。食品单里包含颇为清雅的清酒、樱干和煎饼，渐渐换成更实用的猪油和白糖。此外还有各式稀奇物种：松茸、生油、蒲烧罐头、月饼、昆布、梅肉酱、方糖、奶粉、炼乳、CARRO巧克力、日本羊毛衬衫，甚至有端午节包粽子用的糯米，以及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
正如周作人在信中所说：“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作为回报，鲍则收到了周寄来的书画和信件，除了手稿，还有胡适、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通信，甚至连沈尹默给周作人写的“苦雨斋”，也寄去了。1960年代初，鲁迅已经去世二十余年了，周作人把他生命中的最大期待都给予了食物。在寄给罗孚的这些手稿中，关于食物的部分也占了相当多的比重。仿佛一谈起吃食，便是精神抖擞、长篇大论起来。这也是一代文豪，将晚年诸多的不如意抛诸脑后，在文章中大快朵颐、煮字疗饥，经营着一个文人最后的斯文和体面。
周作人的手稿一直被收藏家们关注，藏书家韦力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2011年，出现在嘉德拍卖中的一组鲍耀明所藏的周作人手稿的情况，“数量一共是16件，拍卖图录上把他的每一篇文稿都数出了页数，因此定价的高低，跟页数的多寡有直接的联系。……我不妨列几个让大家看看：《药堂杂文》81页，估价是80万至120万。《书房一角》中《桑下丛谈》总计31页，估价则是35万至50万元。《书房一角》中的《看书余记》总计33页，跟上一篇页数差不多，所以定价也相妨，是35万至45万。而《秉烛后谈》页数是最多的，有105页之多，估价当然也是最贵的，是100万到150万。”
但是2011年的这场拍卖过程中，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成交价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最后，《药堂杂文》200万，《秉灯后谈》300万，这个价格还不包括佣金。我以前买到的周作人手稿，那叫一个便宜，从来没有超过这个价格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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