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拓本是潘祖荫所藏大克鼎的极初拓本,由铭文拓本与全形拓合装于一轴。钤有『伯寅宝藏第一』白文印,可知该器在潘祖荫心中的地位。后有李文田(1834-1895)、黄士陵(1849-1908)、马衡(1880-1955)、陈治等诸位金石大家题跋其上。
大克鼎全形及铭文拓片附四家题跋 水墨纸本立轴 88×199cm
大克鼎全形拓暨铭文未剔本
清朝金石学大盛,投入相关研究的文人甚多,无论是在文字考释,或是以碑碣考订史实,都有丰富成果。盛行之势有赖文人对于石刻题碣的访求行径,以及地下古代文物挖掘,进而开展近代的考古美术的历史。光绪年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窖藏青铜器,有鼎、钟等器,这些青铜器同属一位名为“克”的贵族。他以这批宝贵彝器纪念其伟大祖父“季”,并置于其宗庙中用以祭享祖先,并宣扬周王的厚重美意。这批贵重青铜彝器是为祈求康顺、福佑、老寿、长命、善终,希望“克”这一宗族万年无疆,子孙后代永远宝用。
大克鼎是这批青铜器中显赫之物,形体巨大,高 93.1cm,重 201.5kg。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方唇宽沿,腹略鼓而垂,称敛口侈腹,是典型的周鼎器形之一。鼎足着地点比上端略宽大,重心略向外偏,是商代柱足演变为周代之蹄足的重要例证。口沿饰以兽面纹,腹部以流畅的波曲纹加以装饰。颈部饰有三组对称的变形饕餮纹,相接处有突出的棱脊,凡六出 ;腹部饰一条两方连续的大窃曲纹 ( 即波曲纹 ),环绕全器一周。鼎足上部另饰有突出的饕餮形象三组。鼎耳饰有相对的龙纹,整体器型沈稳坚实。
大克鼎全形
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前段铭文行间有线条作隔,划有整齐的长方形格子,一字一格,铭文安排整齐、书写华美,然于整齐中亦有变化,大小错落,富于自然之趣,生动之态、庄严之象。用笔方面,修饰性的肥笔、波磔多用线条取代,棱角锋芒以及折笔直划也不复存在,没有西周早期字形的跌宕起伏,已被纳入规范之中。整体而言,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加上铸造效果精美,布局妥帖,字体大小得当,笔法一致不失于板滞,圆润古拙带有劲健。足见西周中期的金文书风有了明显变化,字体结构较为简化,早期凝重雄浑的风格,逐渐转变为质朴。此鼎铭文诚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
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其内容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 ;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被视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出土后,先为柯劭忞 (1848-1933) 收藏,后易主归潘祖荫(1830-1890)。潘祖荫喜好收藏,是一个著名的藏书、金石收藏家。他的藏书室名为“滂喜斋”、“功顺堂”,将藏书编成《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书目》。他的门生叶昌炽为他的藏书着有价值极高的目录指南“藏书纪事诗”。攀古楼是他存放青铜器和石碑的储藏处,他还留下两部金石目录: 《汉沙南侯获刻石》《攀古楼彝器款识》。收藏各种钟鼎彝器 500余件,收藏与鉴别本事,让他受到重视,孝钦皇后曾对他人说 :“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为当时收藏青铜器最大的一家。所藏的青铜器中,名气最大的两件就是 :大盂鼎和大克鼎。潘本人无后,其弟潘祖年,深知官场险恶,举家迁归故乡苏州。潘祖荫所收大克鼎、大盂鼎以及其他钟鼎珍玩,伴随南下。后几经波折,潘家后人将大克鼎、大盂鼎等捐出,现今大克鼎于上海博物馆收藏。
潘祖荫像
此件拓本是潘祖荫所藏大克鼎的极初拓本,由铭文拓本与全形拓合装于一轴。钤有“伯寅宝藏第一”白文印,可知该器在潘祖荫心中的地位。后有李文田(1834-1895)、黄士陵(1849-1908)、马衡(1880-1955)、陈治等诸位金石大家题跋其上。李文田录下本文,并对其中几字进行考释。根据马衡所跋语,认定李文田所进行的考释乃是在该鼎初到潘家时,铜锈未挖剔即采拓的拓本,亦即是这件拓本未剔本。之后为求通读全文,复有挖剔。而潘氏得此鼎,求拓者甚多,或恐伤其器,多以翻本拓制应索。【1】 此器原拓不多,而初拓已更希珍,此拓珍贵不待言尔。
过去对于大克鼎出土时间订为光绪十六年(1890),然此轴李文田释文年款光绪十五年五月(1889),马衡亦持此年份,铭文拓版边钤有“己丑所拓”一印,亦为1889年,说明此鼎出土至少不会晚于 1899 年或更早,再者从出土地到北京,从出土到为人认购,恐也需不少时间,那么光绪十五年应该是较合理的出土年代。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拓本上題記者有四 :
一、鄭盦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钤印 :文田之印。
此正从矣。字,在部,不如此字之碻,惜叔重不见耳。即反虒也,《说文》有字,云系也,维也。虒,委虒虎之有角者也,息移切,愚妄意, 《左传》有“狄虒弥”,即此字, 《汉书•古今人表》作“狄斯弥”,则虒斯可假借矣。下文“虒人妌”谓女仆名「妌」,然则典《易经》“斯其所取灾”之“斯”同解,谓女仆矣。加系為女工之事故曰系维。 ,盖绊字,牛在众草中,盖羁缚之矣。凡羁缚称“绊”,故知为绊。半从牛与马之馽同意。 ,盖引字,《说文》丨字,云“引而上行,引而下行,知此。丨字,有引义,今从心,丨声,又与上文黼巿同为赐予之物,故读为绊引矣。参即骖字,冋即絅,衣字也。 ,《说文》云辠也,与此谏 保 不协,此盖 之假借,辟,断讼也,从刀,辟声,然则与辟之训杀又训君同意。 训辠亦训君矣。君故能断讼狱,故曰谏 曰保 也,其它易知,不复赘辞尔。”
李文田(1834-1895),字畬光,号若农、芍农,谥文诚,广东顺德人。学出于郑樵、王应麟等人,对辽、金、元三史有研究,对西北史地、金石故物、医学、词章诗文等,考索极详。叶昌炽曾在他门下数年,每得一古本旧拓,与叶昌炽疑义共赏析。精于鉴赏,人称”金石、碑帖、书籍板本之源流,皆得其要。”其于金石故物造诣精深,题跋深具学术价值。
二、此鼎初入潘文勤公家时,字多为绿锈所掩,后经剔,字渐多此。最后拓本校李若农宗伯释文时,犹多数字。第四行家字、惠字、民字甚明。第七行于百字及哲上明字。第八行申字更完整,又第三行辟下龚字亦可辨识,余字不全不敢强读。钤印 :穆父。
黄士陵(1849-1908),安徽黟县人,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后以字行。黄士陵于金石篆刻闻世。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起,黄士陵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于北京三年,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不仅开拓视野,且多年的印艺得以更上层楼。其跋当是其在北京时期最后一年所题。
三、克鼎出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盂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滂喜斋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释文,乃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盖同为光绪十五年事,释在先而拓在后耳。此铭分两截,其一在侧,其一在腹,尤为仅见。涵础先生得此见示,为识数语归之,马衡。钤印 :马衡之印。
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浙江鄞县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尤其精于金石碑版之学,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
四、民国二年岁在昭阳赤奋若嘉平,绍兴陈治观敬识。钤印 :陈治之印。
吴昌硕题邾公华钟拓
陈治,字伯平,号上方山人。清末民国初,浙江绍兴人,善刑名,极矜慎,工小篆,师归安孙叔茀,笔力遵劲,楷书亦神似。能篆刻,兼能绘事,松石,山水皆工,修洁雅淡,工整古朴。
邾公华钟是山东省邹县出土的春秋时期文物,现藏于山东博物馆。器上有铭文75字,作器者为邾宣公之父邾悼公,即邾公华。邾即邹,曹姓,相传为颛顼后裔挟所建,有今山东省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建都于邾(今山东省曲阜东南陬村)。公元前614年,邾文公迁都于绎(今山东省邹县东南纪王城),至战国时期为楚国所灭。
吴昌硕题邾公华钟拓本 水墨纸本立轴 132×63cm
此全形拓,纸本立轴,纵132cm,横63cm。纸墨古雅,拓工精良,有吴昌硕1904年在上海的题识:钟不知谁氏旧藏,铭文辞义与阮仪徵所藏之周公望钟、两罍轩所藏之周公牼钟大略相似。审安字作晏,实宴字。他器中往往释为安或即尧典钦明文思安,安有作晏,晏者耶,且释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无动懼也。咏韶旧句,以为然不?。全形拓难得,名家所题则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