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近日,读香港出版家石景宜先生赠我的《周曹通信集》,内录周作人致曹聚仁、鲍耀明书信200余封。其中记录着周作人过年的心酸事。
周作晚年生活极其困窘。1961年,他想依循家乡旧习,在京包粽子过年。但小小的愿望,却因粽叶难得,妻子卧床,最终成为泡影。此年12月28日,周作人致香港友人鲍耀明先生信中写道:
“昨方寄一信,奉托糯米,初意在旧历新年,仿故乡习惯,拟包粽子,但现在竹箬,既然难得,而内人又久卧病,无人经营,为此特再上书,请予撤消。但另外乞寄砂糖一二公斤,则深感佳惠矣。……北京今年尚不大冷,新年将届,特发给肉票,每人可得三两,但人多肉少,至今还没有买到,听说可以买到一月二日。”
周作人生活之艰辛,一般不愿与外人道,但与香港友人曹聚仁、鲍耀明,却无话不谈。遇到困难时,也经常写信求助,他们则无不鼎力相助。1961年1月3日,他一封写于元旦之后、过年之前,致曹聚仁的信说:
“因为预备过旧历新年,所以老实不客气的,和你谈俗事了。想请你示知一下,在阳历一月底,可以寄给我的,大约有若干钱。我想《新晚报》,应不成问题,循环能支付否?‘瞎子做梦,有无出路’,均希示及。又乙酉文编,何日可有希望,亦祈费神见示。国内现无文字‘外快’可得,如港汇未能如预算的收入,则须得及早举债,故不得不急之也。幸祈恕之。”
周作人与曹聚仁,乃莫逆之交,如今早已成为古人。唯鲍耀明先生,年届九三,仍耳聪目明,著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