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的新墓碑,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韩福东摄
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发自上海
傅雷(1908.4.7—1966.9.3),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文革”中与妻子双双自杀,1979年平反。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妻合葬于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
傅雷、朱梅馥夫妇的骨灰,合并在一处,葬在了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内。10月27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自杀47年之后,于长子傅聪弹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声中,与他挚爱的妻子名正言顺安眠于斯土。
傅雷和朱梅馥。韩福东翻拍
墓碑甚为简单,一块高1.8米的普通碑石,上面镌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左下方是傅雷夫妇的生卒年:傅雷生于一九零八年,朱梅馥生于一九一三年;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日。
骨灰合葬仪式结束后,早已享誉国际的钢琴家傅聪站在墓碑后,伫立良久。在傅雷夫妇自杀之前,留学波兰的他搭机去了英国,成为一名“叛逃者”。等他可以返国的时候,父母已经过世十年。而在他们所留遗书中,以这样的方式提及长子:“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早在1979年被平反时,傅雷就恢复了他的舞台。作为拨乱反正的一种表现形式,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容纳了他的骨灰,但其妻子朱梅馥只能葬在家乡青浦公墓。“当时只让父亲的骨灰进革命公墓,不让母亲的骨灰进去。但实际上,当时我就将父母的骨灰各一半做了混合,他们早就葬在一起了。”傅雷的次子傅敏对南都记者说。
而今正式的合葬,让傅雷的后人又勾连起伤心的往事。傅敏说:“这是一个悲剧,有着特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还没有彻底被铲除,但我坚信随着时代发展,邪恶的东西终将被阳光所取代。”
后人曾长期反对迁葬
在安葬仪式举行之前,傅聪说:“我太伤心了,心里很乱,做梦都梦见父母,请转告记者们,不要采访我。”
他是在北京家中对王树华说这番话的。王树华是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这次傅雷夫妇合葬仪式,就是他提议并挑头完成的。
“迁葬是我的意见。我觉得傅雷的骨灰安放在革命烈士公墓,既与事实不符—他不是烈士,也不符合傅雷的意愿,他不应该被葬在那里。而且他们夫妇一起自杀,如能葬在一起应该更好。”王树华对南都记者说。
但他的这个想法,却难以征得傅雷后人的同意。“这个工作我做了4年,他家人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认为人死了不要树碑立传。傅雷生前坦荡,反对陋习,也不会希望身后搞这么多复杂的名堂。傅聪和傅敏都反对迁葬。”
傅敏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他们一直做我们的工作。父母生前向来低调,我们原本打算将骨灰都撒到大海里。但是浦东那边很看重,说想要留个缅怀的地方。”
在王树华看来,作为浦东人的傅雷,不仅是上海也是中国优秀文人的代表,应该将他们的墓碑以看得见的形式保存下来,供后人缅怀与瞻仰。他最先做通傅敏的工作,并请求傅敏与他一起做傅聪的工作。
“傅聪到今年八九月份才同意。但签字委托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具体负责此事之后,还连续打电话给我,他有点想不通:这是否符合傅雷的精神?”
傅敏对墓碑制作和傅雷生平展览的参与相对较多。一开始,王树华请雕塑家将墓碑设计为一个纪念碑的样式—用上好石料做成类似于两本书的外形,其中一本线装书表征传统文化,另一个精装本的译著,指向傅雷在翻译领域的杰出成就。这两本书都是不完整的,意味着傅雷的写作事业没有完成即早逝。而碑上则有傅雷夫妇的头部雕像。但是这个方案最后遭到傅聪的否决。
“傅聪希望简单一点,不要搞得太复杂,他提出不要傅雷夫妇头部雕像,并要求只用普通碑石。”王树华说,后来傅敏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在墓碑刻上‘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说,“这是父亲家书中很精彩的一句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大写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爱人民、爱艺术、爱朋友……父亲生前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很朴实。我们也希望将墓碑弄得朴实。”
墓碑的最终定型,基本遵从傅雷后人的意见。
“亲美反苏急先锋”
傅雷夫妇是在1966年9月3日上午自杀身亡的。傅雷在躺椅上结束生命,他吞服了大量的毒药,朱梅馥则自缢于窗框之上。傅雷58岁,朱梅馥53岁。
在此前大约两周,在北京女一中教书的傅敏内心忐忑不安,“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红卫兵对黑五类的抄家渐入高潮。“我还能出校门,我不放心父母,就打了一个长途,是我妈接的。那时上海还没开始抄家,我妈说,没什么事,让我放心。然后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其实那时候父母已经有事了。”
在三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历时10年的“文革”就此发动。该通知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敏锐的傅敏在那一天就知道,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受到波及还好,一旦被批斗,必然会出事。
1958年,傅雷被打为右派。傅敏记得,父亲那时即有轻生打算:“他被戴‘右派’帽子那天晚上半夜回家,对我妈妈说,如不是考虑我还在念书就要走了……现在我也立业了,他没什么顾虑了。在家书里,他也有这么说。”
傅雷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之一,是他1947年翻译斯诺和史各脱有关苏联的文章,编成《美苏关系检讨》出版,该书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刊于《文汇报》上,随即遭到左翼人士的“反苏”、“亲帝”指控。傅雷于当年7月撰写《所谓反帝亲苏》,发表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对左翼进行回击。十年后,这成为他思想反动的一大罪状。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代言人,遭到沪上各大报纸连日批判。第二年4月30日,他被划为右派。
1966年8月下旬,在傅敏从北京给上海家中打去电话后不久,傅雷夫妇被红卫兵抄家,而后是四夜三天的批斗。家中搜出的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成为了“反党罪证”。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内,感到彻底孤独的傅雷夫妇,相约告别人间。
“干女儿”冒险领骨灰
“傅敏人秀: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这封写给傅敏和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遗书,被保姆发现。朱人秀给傅敏发去电报,要他回来处理后事。“我当时在北京,自顾不暇—三年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没办法回去,就回电报说:逝后事你处理。我舅舅也是‘当权派’,同样自顾不暇,没有去领骨灰。我们都不在现场。”傅敏说。
据王树华介绍,因亲属不在场,傅雷夫妇的火化是公安局操作的,在万国殡仪馆,是一个叫江小燕的29岁女“社会青年”代领了骨灰。
“江小燕是我父亲的崇拜者,她说是傅雷的干女儿,戴个大口罩,去找到我舅舅,带着我的表弟,把骨灰领了回来,放在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没有留傅雷的名字,但做了一个记号。江小燕促成了这个事,如果没有她,别人不会冒头这么做。江小燕也因此遭难。”傅敏说。
江小燕将骨灰盒署上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后,还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一封信,希望他整肃乱局。结果惹来麻烦,被造反派抓去审讯,幸而最终逢凶化吉。傅敏说,1979年4月,傅雷被平反后,他们在朱人秀的档案中找到骨灰证,将其领回安葬。
待到当年4月26日,上海出版局局长马飞海主持傅雷追悼会时,在悼词中称:“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郑重宣布:一、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傅雷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二、傅雷同志1957年所写的文章和在会上的发言不是右派言论,被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根据政策,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新华社刊发了电讯。
倏忽间又过了二十余年,曾经不被整个社会所容的傅雷,成为了上海浦东的重要文化标签之一。除了夫妻合葬,他的出生地周浦镇美术馆还举办了他的生平展和铜像落成仪式。
他们试图经由傅雷来展现新世界,但赤子依然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