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书籍,比如南宋词人周密积累旧书四万卷,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胡适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画、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对书籍却情有独钟。据说胡适的藏书摆满了40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有时候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一些旧籍。由于历史原因,胡适的藏书分置于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册、300万字的载录规模,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
程甲本《红楼梦》
珍藏《红楼梦》“祖本”
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胡适曾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就有“脂批甲戌本”之外,“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亦是其珍藏。
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
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胡适。十八、五、廿四、晨四时。”遥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38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宵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这又为中国旧书业的一段历史做了旁证。
胡适收藏的“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
胡适捡漏《水浒传》
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胡适藏有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此外,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
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胡适。
“捡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话,形象地体现在“捡”上,因为古玩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而胡适则把“捡漏”用在了收购旧书上。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著称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主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县人)。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作最为直接的见证。
父子俩题记《水经注》
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