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讲17世纪的荷兰和中国的艺术关系,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瓷器。几百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回欧洲去,变成荷兰的艺术收藏和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我们说,荷兰黄金时代也收藏中国画与图书,知道的人很少。其实在荷兰黄金时代,收藏中国画与图书,并不只是几幅或几本,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图画有几百幅之多,书也有一百多本。本文介绍在荷兰收藏的这些中国画和图书的情况及其背景。
马来西亚华侨商人兴浦的肖像和亲笔字。De Vrise,Album Amicorum, 1601年。私人收藏
荷兰与中国的交往历史
荷兰与中国的交往不从中国开始,而在荷兰开始。第一个中国人到欧洲,实际上就是到荷兰,而且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与资料,均有记载,甚至其肖像和文字也有留存。在1600年,这位叫兴浦的马来西亚华侨商人,坐荷兰船旅行到了荷兰,停留了八个月,又坐荷兰船回到马来西亚。回去以后,兴浦与荷兰人继续合作,帮他们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和突破点。
荷兰人第一次在中国落地是在1601年。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荷兰人做贸易的第一目标。16世纪末,为了避开葡萄牙人及其商船,荷兰人计划经过北极航行到中国,没有成功。依靠一个为葡萄牙人工作的荷兰人的图书,荷兰人最终得到了去中国的航行资料,于是先直接到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不过,荷兰使者们一上岸,就被葡萄牙人抓起来了。虽然当地中国官员对荷兰人的商务请求表示有兴趣,但是葡萄牙人,为了预防其最大经济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杀害了荷兰使者。荷兰船在无功而返的路上,偶然碰到葡萄牙船,劫其货品,并在欧洲出售,赚了150万荷兰盾。
《福州市》,中国青绿山水画,十七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院收藏
由于在澳门的商务活动失败,在兴浦的帮助下,1604年荷兰人又来到福建泉州,寻找新的机会与中国联系,咨询了福州高官,并把荷兰人的商务邀请函,寄送给北京明朝皇帝,并且送去了不少珍贵礼品。泉州当时是整个东南海域地区的一个重要海岸通商中心。但是,荷兰人给明皇帝的朝贡与贸易申请没有成功。因为这种友好的方式无效,荷兰人决定模仿葡萄牙人的暴力方式,武力攻击中国海上的商船和沿海的乡村,以期强迫中国官府与荷兰人合作。此时,荷兰“红毛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变成了海盗,在中国文献记载中与倭寇并列。1624年荷兰人短暂占据了澎湖岛,并修建了堡垒,但是不久后便被中国海军驱逐。因为无法与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荷兰人当年又占领了中国台湾,控制去往日本的海上贸易,把葡萄牙人及其商船排挤走后,成了中国与日本丝绸贸易的中介,用在日本赚的银子在中国购买其他货品,并经过印尼的东印度公司总部(Batavia),转卖给亚洲和欧洲各地,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和全荷兰增加了许多财富而变得非常富裕。
荷兰在台湾的堡垒“Fort Zeelandia”,1624-1662年。荷兰彩色版画1670年
明朝在1644年衰亡后,荷兰人看到了机会,希望清朝的皇帝对荷兰人的态度能友好一点,所以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派遣了四个使节团去北京朝觐中国皇帝。在1662年,海盗与郑成功一起,把荷兰人从台湾赶走,因此荷兰人也希望他们与清朝满族人面对同样的敌人,一起合作打败中国南方的南明王朝,这样荷兰可以得到中国的贸易准许。
荷兰使节团从广州和福州出发,旅行到北京朝廷,但是每次都不能得到清政府的贸易许可。荷兰文献中甚至有责怪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载,认为他们在幕后对康熙皇帝有负面影响。无论如何,这些使节团对荷兰本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节团在中国的行程,除了留下日记之外,也包括了随行画家描绘中国各地主要风景的作品。由于那时候,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出版中心,关于中国的图画和使节团的旅行记录在豪华图书中有了出版,而且是第一次用白话(而非拉丁文)和现实的图片把中国风景、历史与文化介绍给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但荷兰版画画家明显加进了一些荷兰人的理想与因素,而不是完全反映原貌。
《荷兰人在北京宴席图》1662年,彩色版画,Olfert Dapper,GedenkwaerdigBedrijf, 1670年
17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衰落。虽然在18世纪初荷兰人在广州终于有了荷兰的小地盘和工厂,但那个时候荷兰经济与海上商船已经被英国和法国超越和取代了,已不再有往日的荣光。
荷兰人收藏的中国绘画与图书
从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初的建立开始,荷兰经济不仅兴旺起来,荷兰人对世界和文化的看法与兴趣也有了改变。大量从国外遥远之地而来的艺术品和奇品,让他们开始对异域、陌生人以及神秘的国家、民族有了想象并产生兴趣。不过,在当时欧洲人的知识和想象中,中国文化是最有吸引力的,基本上成为了全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这也对不少欧洲著名思想家和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
《荷兰人在北京朝贡图》1662年,彩色版画,Olfert Dapper,GedenkwaerdigBedrijf, 1670年
同时,由于荷兰贸易的发达,以及荷兰社会的自由(当时国王的权利已让渡给荷兰人民代表),那时的荷兰人相当富裕,非常爱收藏艺术品,尤其爱好绘画,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绘画中心之一,当时欧洲的旅行者们记载说荷兰人的家里都挂满了画。在17世纪初,荷兰人把艺术品和奇品收藏在小“艺术房”,其中许多是专业人士,比如医生或生物学家等,为了扩大知识和对地球各地文化与自然的研究,都开始收藏艺术品。另外,荷兰艺术家也特别爱收藏异域来的图书和绘画,并经常和收藏家们来往。例如,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Rembrandt)为他的医生朋友收藏家Abraham Francen作了版画,描绘了Francen所收藏的一个道教神像,并手持一幅画(可能就是中国画,不过目前还无法完全确认)。最有趣的是,伦勃朗用的是日本纸印刷这一版画。在17世纪,非专业人士为了爱好也开始收藏各种艺术品,与伦勃朗交往的16个不同的收藏家中,至少有三四个也收藏东亚艺术品。
Herman Middendorp,《Ole Worm的艺术房》,Musei Wormiani Historia, 1655年
由于 17世纪荷兰人对艺术和奇品的极大兴趣和欣赏,一种新的行业出现了,即艺术拍卖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经常在私人行李中带回小部分艺术品和奇品,有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但通常是为了在拍卖场卖出去而增加收入。除了商人带回来的东西被拍卖,通常有人去世后,其后裔也会把逝者的艺术藏品拿去拍卖。另外,如果没有后裔的话,市政府可能就会把逝者的艺术品拍卖出去。因为拍卖行都留有档案,我们比较清楚荷兰17世纪的拍卖情况,档案中不仅涉及艺术品,也经常记录价钱和买家。最有趣的是,之前很少人知道,这些档案中竟然涉及中国绘画和图书。下面我要提一提两位最主要的荷兰收藏家及其相关记录。
张道陵,李铁拐,钟离权等图像的版画模本,在于Olfert Dapper,Gedenkwaeardig Bedrijf, 1670年
除了图画之外,荷兰人还收藏了许多中国图书。目前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了九十多部中国古书(一共170册),而且研究证明,全部都是经过荷兰17世纪的拍卖行来到英国的。因此,我们能推测,曾经被荷兰人收藏的中国画,也有经过拍卖行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应该在欧洲的一些博物馆有收藏,希望将来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既有益于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史的重写,也会让大家明了荷兰在欧洲与中国文化艺术交流中所扮的角色及其深刻影响,为整个西方了解中国文化、艺术概念及其欣赏打下基础。
Rembrandt,《Abraham Francen医生肖像》,1655 –1659年中,阿姆斯特安国家博物院
第一位收藏家是早期东印度公司的海军上将WybrantvanWarwijck(1566/70-1615)。1617年的拍卖记录包括:一个带图案的瓷器盘、三幅山水画、四张地图、73幅小型印度画、一幅印度画等。因为对当时的荷兰人来说,整个东亚包括中国在内都叫“印度”,所以现在不清楚其中的“印度画”是否是中国画,但起码瓷器盘和山水画都很明显是中国来的。拍卖的地图,其中也可能有中国地图,因为这个海军上将于1604年曾在泉州与当地中国官员会谈过,很可能目录中提到的注有泉州海商和东南海商路的地图就是他的收藏,该地图目前被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
第二位收藏家是阿姆斯特丹市长与东印度公司的领袖Nicolaes Witsen (1641-1717)。在一幅画中,他穿了一件中国式真丝做的道袍(当时荷兰人称之为“日本裙”)。除了是一位政府长官之外,他主要还是一位学者,其著作包括世界造船的历史,以及世界首屈一指而且到现在还是最全的北亚历史与地方志。所以,为便于研究,他特别喜欢收藏全球各地的艺术品和奇品。因为他无儿女,他所收藏的艺术品在1728年全部被拍卖,并且全部被记录下来。其中有非常多的中国绘画:约190幅的山水画、39幅人物画、100多幅的花鸟动物画、3张的地图、7本书、多于8幅的白描画、9幅屏风画等。很可惜,目录的描述很简单,除了一般情况之外,几乎不提供另外的详细资料,因此,这些藏品现在已经比较难以找回来。荷兰博物馆现在收藏的中国画,都是20世纪才开始进馆的。
佛教版画的模本,在于Olfert Dapper,Gedenkwaeardig Bedrijf, 1670年
不过,我们在荷兰19世纪出版的图书中,能够发现一些Witsen所收藏绘画的踪迹。Olfert Dapper的的著作GedenkwaerdigBedrijf (1670)中有几张版画,绝对是以中国画或版画为样版制作的,比如地藏佛图和张道陵的版画。因为Witsen是Dapper的经纪人,所以我们可以解释这些图画的来源。另外,因为Witsen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头领,福州青绿山水画很可能也是他收藏的。我们还知道,耶稣会神父Philip Couplet在1683年遇见Witsen,曾把中国地图书《广舆图》(1555-1558)送给他,所以这肯定也被Witsen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