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击鼓说唱俑。
图②:陶俳优俑。
图③、图④、图⑤:汲水俑、庖厨俑、吹笛俑。
“花重锦官城”是成都博物馆的一个基本陈列展,一件件文物讲述了成都从旧石器时代到“湖广填四川”的漫长历史,而在“西蜀称天府”这一描述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的环节中,那些充溢着笑意的人物陶俑,最让人心花怒放,也最能让我们想象生活在两汉时成都地区的富足。
汉代从宫廷到民间,百戏流行,从宫廷到街头,都可见到说唱、歌舞、器乐、杂技、魔术、斗兽等演出,击鼓说唱俑就是汉代娱乐文化繁荣的物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击鼓说唱俑,以写实手法刻画了一个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它以泥质灰陶制成,高55厘米,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俑人蹲坐在地面上,头部硕大,裹着头巾;上身光赤,袒胸露腹;下着长裤,赤足,右腿扬起;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高扬鼓槌作敲击状。最具感染力的是俑人的表情,笑口大开,露出上排牙齿;笑眼眯成一条缝,前额的道道皱纹里都隐含着笑意。可以联想,表演到忘形之处,说唱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陶醉……在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相似的陶俳优俑,高60厘米,宽40厘米,坐在一个圆形坐垫上,头戴巾帽,上身袒露,耸肩,大腹,左手执鼓,右手握拳,作欲击鼓状,赤足,左脚弯曲,右脚蹬踢而出,身子略往后跌,同样是笑口大开,伸出舌头,双眉耸起,两眼微睁。
这种笑意盈盈在同时代同一地区的吹笛俑、抚琴俑、舞蹈俑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成都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的一件抚琴俑,盘腿而坐,身体微倾,双手抚琴,面带微笑,非常专注而自我沉醉的样子。还有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的吹笛俑,头戴介帻,双手执长笛独奏,长笛下接一耳杯。汉代长笛受羌笛影响,作竖吹状。更可爱的是陶立舞俑,梳扇形发髻,髻上簪花,现存三朵,额上束巾,束腰带,左手提着裙子的一角,右手执长巾,动静有致,欢愉恬然。
即使是一些反映日常生活的提罐俑、庖厨俑、持锄持箕俑,也都散发着憨态可掬、丰盈自足的田园气息。同样是六一一所出土的汲水俑,立姿,梳着扇形发髻,髻上簪花,身穿褶领荷叶襦裙,左手提水罐,右手提绳子,步态轻松,仿佛对生活充满憧憬。庖厨俑更为常见。往往身前置一圆形盆,盆上架着俎案,俎案上列有动物模型,俎案下的盆中也装满了各种肉食。陶俑则跽坐于地,左手虚按,右手虽然空空,但却像拿着工具,同样是双眉含笑,双眼微眯,双唇微张。
秦汉时期,成都作为蜀郡郡治,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列备五都”,物产丰饶,世称“天府”。《蜀都赋》中说成都有400闾里,道路宽阔,交通发达,建筑华美,是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同时期出土的汉代陶楼、市肆画像砖、庭院画像砖、车马出行画像砖都可以为我们展示当时成都城的细节。
1975年8月,成都市文管处在曾家包发现了非常巨大的石刻画像,其中一件高300厘米,长277厘米,由三组自上而下的画像构成。最上面一组画像为“狩猎图”,画的是一个狩猎者在群山中追逐野鹿的情景。有野鹿飞奔,有紧依群山的潺潺河流,河流中的游鱼摇头摆尾,鸟儿们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这幅狩猎图再现了汉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第二组画像为武器架和织布机,巧妙地把战争与和平生活连在了一起。武器架上的叉、戟、矛、弓、弩、箭等都排列得十分整齐,在武器架旁边还立着一根桅杆,桅杆顶端爬着一只顽皮的猴子;而桅杆下有一匹骏马和一辆大篷车。画像上的织布机共有两台,跟我们现在偶尔能看见的织布机基本一致。第三组画像为“酿酒图”,对汉代成都酿酒作坊的生产全过程作了描摹,女人从井中汲水,男人用牛车送来谷物,然后是一组制酒工艺的流程图,包括炊煮、酿造和发酵,芬芳的酒液被注入陶缸中。四周还有鸡鸭成群,它们像是闻到了酒糟的香气前来觅食。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文字的便捷带来了文化的突飞猛进,疆域拓展带来更多人员流动,社会从业形态趋于多样……四川出土的大量汉砖、汉俑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