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与第一王朝不同，第二王朝是一个充斥着冲突与内战的时期，直到这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哈塞海姆威（Khasehamwy）统治时期，国家才得以重新统一。第二王朝的重新统一，为古王国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点上看，第一王朝的统一并不稳固，内战时有发生，直到第二王朝末期国家才得以真正地统一。
那么，什么是第一王朝建立的标志呢？如果渐进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标志肯定不是统一的埃及国家的建立，而且越来越多的埃及学家拒绝接受第一王朝的开始是以一个新王朝的开始为标志的，因为位于阿拜多斯的皇室墓葬群充分显示了从前王朝到第一王朝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事实上，从前王朝到第一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即在这一转折点上埃及文明在国家行政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首都孟菲斯及其孟菲斯附近墓葬群的建立；另一个标志则是，在阿哈或赫尔——阿哈统治时期记录每年重要事件的木签或象牙签的出现，这种木签和象牙签是埃及皇室年鉴的雏形。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随着木签和象牙签的出现，涅伽达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皇室纪念物——调色板和权标头，在这一时期却突然消失。因此我们可以说，年鉴的出现和孟菲斯的建立，是埃及历史时期的开始标志。
由于传统的关于埃及统一的理论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作为这一观点重要依据的纳尔迈调色板，自然成为当今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对于这一重要历史文物的理解，在埃及学界有以下几种新观点：
第一，纳尔迈调色板很有可能是对早已完成的国家统一的复制；
第二，此调色板上的文字事实上只是一个统治日期，并不含有“上、下埃及统一”的意思；
第三，这一调色板展示了一次由纳尔迈领导的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同时此观点还认为纳尔迈本人是一名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地方官员（注：W.A.Fairservis,"A Revised View of the Narmer Palette",in JARCE, Vol.28,1991, pp.1-20;D.O'Connor,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ittsburgh,1990;M.Millet,"The Narmer Macehead and Related Objects",in JARCE,1990.）。
另外，一个较老的观点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叶文（Yeivin）和亚丁（Yadin）所认为的，纳尔迈调色板表现了埃及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征服（注：Y.Yadin,"The Earliest Record of Egypt's Military Penetration into Asia",in IEJ,Vol.12,1995,pp.1-16;Yeiwin,Early Contacts between Canaan and Egypt,in Israel of Exploration Journal（以下略为IEJ），Vol.10,1960,pp.193-203;Yeiwen."Additional Notes on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Canaan and Egypt",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以下略为JNES），Vol.27,1968,pp.37-50.）。
虽然在纳尔迈调色板的正反两面都展示了征服和胜利的情景，但是一些学者并不认为这种征服和胜利的情景就是指由纳尔迈来完成的上下埃及的统一。事实上，纳尔迈调色板表现了埃及国王正在痛击利比亚统治者及其家庭。这一场景成为埃及国王展示力量的最好的范例，因而被后来的统治者们多次复制。而且在埃及人的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利比亚也应包括巴勒斯坦。
在调色板的反面雕刻着头戴白色王冠的纳尔迈在一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打击一名被叫做“瓦沙”的敌酋的情景。在他的头顶刻有象形文字，其基本意思是“荷鲁斯打败了沼泽之国的敌人”，画面的下方则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两个敌人因巨大的恐惧而试图逃跑的情景。在调色板正面的上方，纳尔迈头戴下埃及的红王冠，在两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正在视察两排敌人的尸体；在调色板的底部，以公牛形象出现的国王在一段残墙前面使用手中的木杵打击一名已经降伏的敌人。如果把这四幅画面结合起来，我们将会发现纳尔迈调色板展示了这样几个历史事件和场景：（1）纳尔迈正在杀戮一名叫做瓦沙的敌人；（2）已经被纳尔迈杀戮的敌人；（3）纳尔迈杀戮另外一个敌人并摧毁了他的城市和要塞。在这三个历史事件和场景中，纳尔迈是以各不相同的形象出现的；戴着白王冠的上埃及国王，戴着红王冠的下埃及国王，以及一头公牛。
大约35年前，一些学者就指出，表现埃及国王杀戮一名敌酋并摧毁其城市的艺术作品，不仅仅只有纳尔迈调色板一个：第五王朝的国王萨胡拉（Sahure）和尼乌色里（Nyuserre），第六王朝的国王派匹一世（PepyⅠ）和派匹二世（Pepy Ⅱ），第二十六王朝的国王塔哈卡（Taharqa）（注：J.A.Wilson,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Chicago, 1956, pp.48-49,55.），他们各自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描绘他们在利比亚统治者的妻儿面前杀戮他们的浮雕，在这种场景中同时还绘有埃及国王获得的大量战利品，诸如牛羊等。这四幅浮雕中的敌酋之妻儿拥有相同的名字，它们分别是库提奥提斯（Khutyotes）以及乌萨（Usa）和乌尼（U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