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人谈及徐悲鸿，往往会联想到他所画的奔马。实际上，徐悲鸿一生所作画涉及广泛，在人物、花鸟、山水等题材领域中均留下重要的名作。
徐悲鸿 卖花女郎
徐悲鸿《卖花女郎》作于1938年春日重庆，画不以背景铺陈，仅作身姿高挑背影女郎。画家捕捉女郎卖花瞬间描写，人物着深衣、白裤、兰鞋，右臂挎篮，左手执花，身左微倾，头颈随身左转，头发前端略挽作型， 余者红绳束之。
画面右上，徐氏以四行行书补空，文为“清贫为本色，创作有奇能。不尽缠绵意，分与好德人。廿七年春日写于渝州，悲鸿。锦南兴宝号补壁。”又以红笺作签条，并题“卖花女郎”四字以定画名，想是画成后观，满意而题。此件题款末言以墨色、章法、位置看，显与前者不一，以此作推，本幅当为徐氏意满自存之作，后有雅债缠身，故再补“锦南兴宝号补壁”一句相赠。试查“锦南兴宝号”而不得，但考虑徐氏以自存佳作相赠，想必与宝号主人必相交匪浅。
卖花女郎流露出平静而超脱的气质
徐氏笔下仕女，或作古之侠女如《庄姫》、《荆十三娘》、《风尘三侠》，或将诗词意境仕女化如《山鬼》、《日暮依修竹》、《落花人独立》、《天寒翠袖薄》，而《卖花女郎》不属此列。此件所写人物，日常奔波于市井，粗布荆钗，为生活所累，非侠义更无诗情画意。然细读画轴，其衣着虽不合体，却拾掇的相当干净，配饰虽非华丽，耳环、头绳、发髻又搭配的颇为妥帖，虽行叫卖之事，其面容却纯淡平静无阿谀乞求之色，人物流露出平静而超脱的气质。
手部特写
花篮特写
显然，本幅题材、意境似与徐氏惯常有所出入。究其因，或与徐悲鸿是年经历有所关联。《卖花女郎》具体时间未署，大约为3、4月份。戊寅之春，徐氏命运不济，先是1月中旬因生活小事与蒋碧薇再次分居，又患病卧床“精神体质两俱不宁”。四月下，应郭沫若、田汉之邀，赴第三厅（郭为厅长）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科（含绘画、木刻）任科长，但因误入陈诚办公室并遭冷遇，遂愤然离去。稍倾，接孙多慈全家接至桂林，甫至桂地，孙父即对徐悲鸿态度大变，坚决不同意徐、孙间的师生恋，言语不再客气，并“常常疾言厉色地逼徐先生回重庆去”。至此，徐、孙之婚事几乎无望，徐悲鸿亦无奈于5月回重庆。从上述时间线来看，徐悲鸿在1938年春月的经历相当不顺，事业、婚姻、爱情屡屡遭挫，所谓“心烦虑乱、寂寞寡欢”。值此时作此《卖花女郎》，或为徐氏以之自警，告诫自己当放则放，莫要深陷俗务不可自拔。此刻应有之心境，应如题端之诗所言，既陷清贫，便应随遇而安，既有一技傍身，便应力之所及，惠及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