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馆藏文物中有这样一份手稿——《追念毛主席》，深情记录了宋庆龄与毛主席之间的革命情谊，寄托着她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这是她晚年为数不多的亲笔作品。按照宋庆龄的书写习惯，她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英文写作后译成中文的，而该文是用中文直接写成，非常少见。
△宋庆龄手稿《追念毛主席》
手稿全文如下：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宋庆龄 1977年12月
在这篇短短200余字的文章中，宋庆龄深情追忆起与毛主席几次见面和谈话的经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于8月28日至10月10日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8月30日，毛泽东专程前往宋庆龄寓所，感谢她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为边区人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支持，向她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的主张。这次会面后，毛主席在紧张的谈判之余又多次和宋庆龄见面。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政策表示坚定支持。
1956年8月14日至23日，宋庆龄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在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的万隆会议召开后不久开展的。宋庆龄在访问期间同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多次会见，同印尼社会各界和广大华侨广泛交流并多次发表讲话和演说，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了中国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宋庆龄结束访问回国后，毛主席就邀请她共同聚餐，称赞她此次印度尼西亚之行成功，对宋庆龄发挥的作用予以肯定和鼓励，并就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加强同亚非国家团结和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同宋庆龄进行了亲切交流。
细心读者会发现，宋庆龄这篇短文写于1977年12月，此时离毛主席逝世已过去一年多。为什么宋庆龄在此时写下这篇文章呢？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与世长辞，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举国哀悼。
作为与毛主席同龄、并肩奋斗的挚友，9月18日宋庆龄抱病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后，沉浸在悲伤、无奈的思绪中，久久难以释怀。从1976年底到1977年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宋庆龄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反复诉说沉重的心情。1976年11月3日，她在致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到：“我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情很不好，听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因毛主席的逝世又无力回天——光是这件事情已足以使人难以承受。我们的主席的一生，在实质上是这一伟大时代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卷。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实际上是他的墓志铭。”1977年2月19日，她在致爱泼斯坦的信中再次提到，“生命不能永存，何等可悲！一年里，我所爱的四个朋友（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及美籍友人有吉幸治）都走了！”2月27日，她致函汉斯•米勒的女儿米密：“在遭遇一年内失去三个最好的朋友的极度悲痛经历后，我的健康情况恶化。”两天之后，她又致汉斯•米勒说：“我们都知道人不能永生，但在一年中失去我的三个好朋友真使我受不了！”3月12日，她致函美籍友人杨孟东，谈到“一年之内失去三个极好的朋友是巨大的悲痛，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他们就像我的兄弟。”
直到1977年12月，宋庆龄亲笔写下这篇文章，表达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这一年来，宋庆龄的身体很不好，不仅遭受长期病痛的折磨，又在两年间接连摔了几次跤。身体病痛加上领袖逝世带来的精神打击，使得她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身体更加羸弱。1978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这篇文章经宋庆龄审阅后由中国新闻社刊发，同时由新华社翻译成英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