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在辽西一带修建锦承铁路时，就陆续出土过一些玉器并流散于民间，当时日本人曾高价收买这些玉器，现在海外一些大博物馆中收藏的红山玉器大多是那时流落出去的。虽然红山文化玉器一直不断地都有零星出土，但并未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都把它们当作商周时期的遗物。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和研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的发现及1973年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而开始的，并由于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和建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遗址的科学发掘而获得重大进展。
和田玉把件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化馆征集到一件高达26厘米的墨绿色C形玉龙，经调查，是农民在三星他拉村的北山坡上耕地时挖出来的。1973年，阜新市文物站收集至玉勾云形佩、玉鸟、玉龟等玉器，这批玉器是在阜新县胡头沟村河边断崖处被洪水冲出的一座古棺墓中出土的，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这里除了有红山文化遗物，还有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墓，遂将这批玉器的年代暂定于西周至春秋之间。1979年，在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顶又发现了三座石棺墓，出土了勾云形佩、璧形器、环、鸟等11件玉器，因出土玉器的墓中没有同出陶器，其年代一时难以确定。虽然如此，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三外地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其附近都有红山文化的遗址或遗物，并且这些玉器在造型与制作工艺上与商周玉器有较大差别，更具有原始简朴的风格，时代应早于商周。
基于上述认识，于1981年杭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第三次年会上，辽宁考古专家孙守道、郭大顺位二位先生大胆推断：“这批玉器应属于红山文化遗物”。指出“西辽河流域多年来出土的这类玉器，包括龙形玉和各种鸟兽形玉在内，既非属于商周，也非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应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并提出了玉器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以及“玉兵时代”等课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此前在认识上不明确的三星他拉、胡头沟、三官甸子等地点出土的玉器也都按照红山文化的观点发表了报告。
1979—1982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处石砌大型建筑基址，同时伴随出土两具小型裸体孕妇陶塑像和一件双龙首璜形玉饰。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处原始宗教祭祀遗址，出土的孕妇陶塑像和双龙首璜形玉器均与祭祀有关。
1984年，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区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女神庙”和“积石冢群”。 “女神庙”由一个南北狭长的多室建筑和其南方的一个单室建筑组成，其中出土了分属六具大小不同个体的头、肩、臂、乳房、手等女性塑像残块，还有动物塑像残块、大型镂孔祭祀用器残块和彩绘墙壁面等建筑构件残块，说明这里是一个供奉“女神”的宗教性遗址。
围绕在“女神庙”周围的是积石冢。积石冢是以大石块垒砌成方形或圆形的台基，在台基上分布着数量、规格不同的石棺墓。这些石棺墓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主要随葬玉器，极少或基本不随葬陶器和石器，随葬玉器的器型种类和数量也是视墓葬的等级高低而有所差别。
在墓葬或居住址中出土的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有些出土时具体位置已受到扰乱，但尚有一些保存完好，可以为我们研究它们的功能提供有力的证据。牛河梁第二地点Z1 M4随葬的二件玉玦形猪龙，出土时并排倒置于墓主的胸上，说明这两件玉器使用时是佩挂于胸前的，是在当时极受重视的东西。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出土的两件玉龟被握于死者的双手中，说明它们对于死者更是具有特别意义。在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人，位于墓主左侧盆骨的外侧，是系挂腰间的;玉鹰，枕于头骨下。这几座墓都是等级较高的大墓，墓主人身份较高，而受到他们重视的玉器自然真有重要的功能。从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的规模以及玉敛葬的情况，可以看出，红山文化后期原始宗教相当发达，而其中出土的玉器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在任何时期，制作一件东西都是为了使用。不论是实用品还是艺术品，其造型与形式的设计及制作，都是从它的实际功能出发，而这种功能又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史前时期，原始宗教信仰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为宗教目的而举行的巫术祭祀仪式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而史前艺术品产生的最根本动力就在于配合这种祭祀仪式的需求。因此，史前艺术品的形式和功能都是受制于和服从于当时的原始宗教观念的，红山文化玉器也是如此。要探讨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的创作理念和使用功能，应该将其置于它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