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程十发的艺术转变之路[图文]

2019年的上海艺事中，“程十发”是一个关键词。春暖花开，位于松江的程十发艺术馆将以“云霞出海曙——程十发书画作品特展”迎来开馆十周年，首次集中呈现程十发自上世纪50年代至其晚年约半个世纪间的重要书画作品近百件；年底，选址虹桥路与伊犁路交叉口的程十发美术馆，作为上海“十三五”期间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将正式对外开放，担起海派美术传承发展的重任。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温程十发的艺术，意味深长。他的艺术之路，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此意义上，这位海派绘画的一代旗手，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典型样本。

程十发艺术馆藏程十发《天下乐》

借助新人物画，程十发将传统文人画笔墨推向了一个充满生动、偶发、玄妙趣味的奇幻之境，从而令自己成为中国人物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然而，程十发青年时代其实以画山水为主，那他日后何以成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

从他由超然物外的山水画家，一变而为表现现实的人物画家的转化中，可以分明感受到大时代的脉动。

一部近现代中国画史，是古典精英艺术向现代平民艺术转化的历史，是一部传统文人画渐趋市俗化的趣味转变史。程十发所置身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大时代，进一步加强了其画这种趣味上的突变性

1950年代，现实主义审美风潮涌动，新人物画成为时代的宠儿。近代在造型上最富盛名的人物画家任伯年在北京备受徐悲鸿推崇，其画风继十九世纪末深刻地影响沪上画坛后，再度风行全国……程十发正是在这个时代舍弃了青年时代的山水梦，转事人物画创作。

任画对程十发的影响可能更多是体现在观念而非形式上，因为从程氏作品来分析，任伯年对其画具体的影响，并不直接。程十发其实是遥接了任伯年人物画表现现实的大纛，几凭一己之力，令之在近百年后再度成为海上画坛光彩照人的重要画种。

一部近现代中国画史，是古典精英艺术向现代平民艺术转化的历史，是一部传统文人画渐趋市俗化的趣味转变史。以画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面向大众的任伯年，彰显了如是的内涵；以和光同尘的姿态融合市民趣味的一代文人画宗师吴昌硕，同样彰显了如此的内涵；即使如复起是唐宋绘画传统的吴湖帆包括张大千、谢稚柳等，无非是复兴了中国画更为古老的深厚传统，亦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大时代的平民化潮流之外……程十发所置身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环境，进一步加强了其画这种趣味上的突变性。

正如任伯年是借吉祥题材、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来抒写胸中郁勃之气，程十发是借少数民间题材极笔墨变化之能事。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也好，少数民族题材也罢，都是借以契合现实的手段。在此前提下，画家再追逐自己审美上的梦想。

程十发的梦想，源自他习画山水兼及花卉的师承，源自他根深蒂固、追求玄妙的大写意笔墨境界。这反过来也促使其人物画区别并超越于同侪，更令他兼涉的连环画，脱离了仅仅作为普及读物的层面与局限，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自三任以还，上海画坛相继掀起过以吴昌硕为首的写意花鸟画风和以吴湖帆、张大千为首的复兴宋元画风的高潮，人物画自任伯年以还，已然沉寂六十余年。期间虽涌现过如冯超然、朱梅邨等祖述吴门唐仇的仕女名家，但整体已呈衰势，是不争的事实。新的历史环境下，人物画（尤其是现实主义人物画）在建国后重新成为整个中国画坛最为强势的品种，呼唤着新一代大家涌上潮头。上海画坛此刻当仁不让地接过当年任伯年留下的人物画大纛者，无疑正是程十发。这固然是程十发凭借自己天赋与不懈努力的结果，亦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赋予。

程十发的人物画虽然卓然独立，但分明却给人以游离于国内素描加水墨的主流人物画之外的感觉。事实上，程十发的绘画吸收西画的成分极大，非但读来浑无斧凿痕，甚至难以想像其笔墨很大程度上居然源于西画的滋养。这正是发老的智慧所在。程十发吸收西画，从未受到西画的牵制，而是在充分理解他所接触的西画的原理基础上，撷其所长，以我为主地融洽之，从而为自己延续并发展文人画的笔墨传统开启了新途。程十发之画，往往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追求精深的笔墨内涵。他与八大山人、金冬心、罗两峰、吴昌硕一脉相承，举重若轻地巧妙兼容了素描造型，在此基础上彰显了笔墨的价值。

表现工人、农民等身上常见的棉衣等粗粝的衣纹，一度成为困扰当时人物画家的难题，恰恰令山水画家擅长的勾皴之法有了用武之地，这堪称一种独特有趣的美术史现象。在由山水改画人物的画家中，程十发无疑是最为成功者

熟谙作为笔墨代名词的山水画家，不像传统人物画家惟擅单线中锋白描，而更善用中侧锋并用的皴笔。在笔墨的复杂性、丰富性上比花鸟、人物画家更具优势。比如，描绘大袖飘飘的古代人物，传统白描游刃有余，但在表现窄衣短袖的现代人物时，白描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但对山水画家来说，这恰恰却成了他们彰显笔墨能力的机会。比如表现工人、农民等身上常见的棉衣等粗粝的衣纹，一度成为困扰当时人物画家的一个难题

（注：学院一系的水墨人物画家对此有另一种解决方法，据方增先先生见告，他是通过王个簃学吴昌硕粗重的金石写意笔法并结合素描原理，来表现农民棉衣的厚重感），恰恰令山水画家擅长的勾皴之法有了用武之地。程十发、陆俨少包括应野平，所画人物的共通之处，正在于善用皴笔表现衣纹，而不同于一般白描画家。这种情况，可能也仅见于这一时代，亦成为一种独特有趣的美术史现象。

程十发人物的勾写，显然不同于传统人物画家的白描，笔触多中侧锋并用，勾皴人物服装往往多用复笔，局部甚至以两至三遍积墨完成，塑造出的形象因而丰富多变而有质量感。这也是何以程十发会认为一位与他同时的白描型人物画名家笔墨“太光”的原因。

程十发将勾皴之法融入整体性很强的大写意，令他笔下的写意人物在“致广大”的同时更具“尽精微”的特色。事实上，如果遮去人物的头面手足，不难发现，程十发笔下的人物形象与山水画中的一组山石或者一段树木相比，几无区别。甚至他画老人的面部或者勾画人物的手足，如略其形似，很多时候亦几如勾皴树石一般……

山水画家改画现代人物，在笔墨的丰富度与表现力上，确实有胜于走白描路线的传统人物画家之处。然而在人物画中，再丰富的笔墨表现力，离开造型亦成无根之木。这也是陆俨少等笔墨能力超群的山水画家，所画人物虽然生动超逸、奇趣横发，但最终没有成为成就卓著的人物画家的原因。

在由山水改画人物的画家中，程十发无疑是最为成功者。这是因为他始终真正以人物画为己任。为此，他不但研究其造型方法，更研究色彩，并且也受到当时素描加水墨的新人物画观念包括画风的影响，如其1957年所画《民歌》，就分明运用了素描的明暗对比法……总之，只要对画人物有利，他不问东西，广泛学习，为此，他甚至用毛笔临摹过丢勒、伦勃朗的铜版画……

除了素描造型，程十发深亦受版画的影响，尤喜珂勒惠支、麦绥莱勒两位著名欧洲版画家的作品，并以他们的表现手法通融于传统大写意。珂勒惠支、麦绥莱勒两位版画家，曾备受鲁迅推崇，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内画坛更是地位日高，风靡大江南北。二人所画皆善用粗犷简括的黑白对比，具有强烈的表现力。这深深地打动并影响了程十发，他乃巧妙地以粗细变化极大的大写意笔墨与其融会贯通，将此非凡的画面效果充分地转化于笔墨表现，非但为自己的笔墨技法开启了新的法门，更为自己面目独特而强烈的画风注入了一剂纯粹来自传统绘画之外的强心针。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画第一本连环画《野猪林》时，因人物造型未臻熟练，程十发无奈多画人物上半身，为人戏称为“半本《野猪林》”。随着程十发造型能力大幅提高，兼之吸收版画表现手法，至其画连环画《阿Q正传》，从构图到人物形体衣纹勾写，非但造型已极生动，而且大量借用版画技巧，利用笔道的粗细变化，以勾皴、劈斫、点染多种笔法写成人物，不惟造型已然成熟，更将笔墨表现推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境界。他不但将画面中的人物，而且将人物与背景的线条笔墨，全然处理成了一个极富节奏感、表现性与形式美的整体，因而也若天外飞仙般地迥异于普通连环画。后来特立于海上人物画坛的“程家样”，在《阿Q正传》这部看似普通的连环画中，已然初具规模。

推动程十发别出心裁最终卓然独立的，乃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通过大量写生，将其擅长的色彩与线条迅速与对象匹配并日益完善，借此类题材，程十发重新彰显传统绘画的色彩与笔墨，更能符合时代需要，真正为民众“喜闻乐见”。

1957年程十发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批画师，标志着他正式开启了他此生中国画创作的生涯。他的画家梦，亦得重新续写。同年程十发赴云南写生，奠定了他将专攻少数民族题材作为自己人物画创作最为重要的基石。

1950年末至1960年代初，程十发激情澎湃，创作出了《歌唱祖国的春天》（1957）、《民歌》（1958）、《街头一景》（1958）、《给生活打扮的人》（1958）、《在毛主席周围》等一大批主题人物画佳作。

程十发的此类作品，已充分体现出他在西画与传统勾描法上的深厚功力。人物用双勾重彩法，以单线白描画成，如《歌唱祖国的春天》配以山水，《在毛主席周围》则配以花卉，所画皆繁复异常，成为程十发赖以成名的主题创作代表作。构图参考拉斐尔前派，此类构图在专事主题创作的1950至1960年代，是经常出现的，如《云南瑞丽江边欢乐景象》（1960）、《向毛主席报喜》（1960）、《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界》（1963）等等。这些作品既应时代要求，更体现了程十发全能且多变的绘画能力。特别是《歌唱祖国的春天》，将拉斐尔前派油画中的构图、精谨的双勾技法、年画亮丽喜庆的色彩，与背景笔墨精到的山水木石，完美地组合在一起。程十发始崭露头角，一画成名。凭借此画，他在人才济济的上海画坛摘得了青年美展的金奖。

《歌唱》这类作品，在程十发艺术生涯中固称代表作，但推动他别出心裁最终卓然独立的，乃云南少数民族题材。

可以想见，一生钟爱悠扬《小河淌水》的乐曲，一生画过多幅笔墨超逸的《小河淌水》的程十发，当时在初入云南见到少数民族服饰的斑斓绚丽、别出心裁时，是何等欣喜若狂！程十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表现的题材与领域，以及相关的表现手法……

据陈佩秋先生见告，新国画往往以水墨黑重见长，素描加水墨的新人物画如此，李可染“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的山水，亦如此……如果要使用石青、石绿等具备传统审美的色彩，则必须使具乡土气息，必须向年画之类的民间艺术或者传统工艺品靠拢。识此，就不难明白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在毛主席周围》之类主题创作在色彩运用上，何以会如此借重年画。借少数民族题材，既能重新彰显传统绘画的色彩与笔墨，更能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或许是程十发何以能真正做到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原因。程十发通过大量写生，将其擅长的色彩与线条迅速与对象相匹配，日益完善起来。与此同时，他更借助少数民族题材，不动声色地悄然回归了明清文人画追求清新雅宜的色彩与笔墨观念。

从程十发作品中，可总结出其用色的原理。他注重用色清淡，尤其注重色彩的一次性完成。其目的，正在于追求色彩的鲜活、清透与明亮。这全然是明清以来江南文人画设色的传统，也早已融化在程十发血液里。

此外，程十发更广泛吸收更富表现力的西画用色。当时他目之所及所能见到的，以苏联巡回派油画为主。列宾、列维坦、苏里科夫当年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赋予程十发的，是苏派油画的丰富微妙的灰色调，为时人甚称“高级”。这与程十发身上固有的追求淡逸的文人画用色观相契。熟悉程十发作画的人都知他作画不爱洗色碟，往往将多种色彩相调和形成复色，亦即灰色，在确定主色调的基础上大量使用源自油画的这种“高级灰”。传统国画最重原色，用复色至多不过两种。

当然，程十发的这种用色，论其渊源，固然有来自吴昌硕喜用复色、甚至喜调入墨色以显古厚的启发，也有来自年画重鲜亮原色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说这充分彰显了程十发过人的智慧与非凡的艺术感觉。借助西画的滋养，程十发已然全面突破了传统绘画固有用原色的陈法。而其突破传统的目的，恰恰是又为了丰富传统绘画的表现。

1960年代初期，程十发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风格迅速走向成熟，创作出一大批轰动业内的佳作。从他1961年为吴湖帆所作《七姬造像》来看，他的人物画风格已基本确立，这距离他进入画院并赴云南写生不过短短数年。而与此同时，程十发也开始迫不及待地将上述形成于人物画表现手法引入自己的花鸟、山水画创作，逐步开启了清新而强烈的个人面目。为后人所称道的“程家样”，至1960年代，已完成了探索而初具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