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与研究者[图文]

彩绘木雕南海观音坐像 辽/金 10—13世纪 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从全球角度回顾百年来中国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与展览，美国博物馆界的元老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们最受赞誉的业绩是建立了一流的亚洲艺术收藏，尤其是中国艺术收藏。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学术贡献代表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博物馆和学界收藏、研究、展览中国艺术的最高水平，为有效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澎湃新闻特刊发知名旅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艺术、考古与文化遗产中心主任杨晓能先生的文章。

从全球角度回顾百年来中国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与展览，美国博物馆界的元老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 1907—1988）和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是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他们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他们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鉴赏力，各自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成为西方相关收藏领域的魁首。他们为博物馆收藏的绘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再现了中国历代皇室、贵族、文人雅士的喜好，聚集了中国书画的精髓，引领了美国博物馆的中国绘画收藏与学界的研究方向，提高了西方鉴赏中国艺术的品位。与中国古代藏家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不同，史克门和李雪曼所在的博物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目的在于：以实物向公众展现中国艺术的成就与特色，促进公众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他们对馆藏做出的别出心裁的陈列、展览及出版，有效发挥了这些海外中国艺术资源的功能，使大洋彼岸的观众对中国艺术的欣赏之感油然而生，增加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促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扬。

劳伦斯·史可门（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

李雪曼（Sherman Lee, 1918—2008）

史克门年长李雪曼11岁，但去世早于李雪曼20年。从1931年起，史克门为位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做事，1935年任该馆东方部主任，1953年至1977年任该馆馆长。李雪曼1952年就职于美国克利夫兰市的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东方部主任，1958年至1983年任该馆馆长。到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工作之前，李雪曼从1941年起曾在底特律艺术博物馆远东部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工作；史克门则一生供职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相对来讲，史克门的资历比李雪曼老，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购买中国文物。史克门和李雪曼不局限于收藏与研究中国的艺术，他们对亚洲艺术乃至欧美艺术都有全面的了解。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分别领导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全球艺术品，两馆均拥有大量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艺术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克门1942年从军，李雪曼1944年从军，1945年两人均在驻日美军总部的历史遗迹、艺术、档案部远东办公室（The Far Eastern Office of the 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Section）工作，史克门侧重于中国、朝鲜的历史遗迹及博物馆调查与保护，李雪曼则专注于对日本历史遗迹和博物馆的调查与保护。史克门1946年底返回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李雪曼1948年转业返美。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他们两人担任博物馆长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文物市场式微，全民收藏热远未兴起。与此同时，流传海外市场上的中国文物货源充足、价格便宜。史克门和李雪曼均担任博物馆长二十余年，而且时间大致重合。他们任职的博物馆资金雄厚，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还设有针对收藏文物的巨额专项资金。在西方，他们是亚洲艺术的学术权威，都出版过影响深远的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史克门的代表作《中国的艺术和建筑》是其与亚洲美术史专家Alexander Coburn Soper（1904—1993）合作的结晶，Soper教授以研究亚洲建筑史著称，此书1956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李雪曼的代表作是《远东艺术史》，已经再版5次。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20世纪70年代，当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决定加强中国绘画收藏时，史克门和李雪曼被邀请作为顾问，审评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画新收藏。当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在20世纪90年代推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藏的《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时，史克门已经去世，但李雪曼挺身而出，站到高居翰一边，提出关于此画的种种疑问。虽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坚持并论证此画是董源的作品，但由于高居翰的挑战、李雪曼的质疑，加之其他专家的呼应，此画的年代和作者至今还是难以定论的“悬案”。李雪曼还是洛克菲勒（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III）家族收藏亚洲艺术的顾问，洛克菲勒的收藏于1979年捐赠给纽约的亚洲社会博物馆（The Asia Society Museum）。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物市场的史克门

史克门和李雪曼的不同之处在于，史克门精通汉语、热爱中国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门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中国生活、旅行，他能够以中国文化的角度、中国人的眼光和品位购买、收藏文物与书画，同时又以西方的审美收藏建筑构件、明器、石棺、墓门等文物。他眼光独到精准、兴趣广泛超前，不仅收藏高雅的书画、青铜器、玉器、瓷器、雕塑，还收藏中国民间的明式家具、小葫芦、蛐蛐罐、年画等，从而建立了从史前到20世纪包罗各个艺术门类，且每个门类中都有精品（代表作），在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艺术收藏。其中，西周成王青铜方鼎、洛阳金村出土的双龙玉壁、洛阳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辽代彩绘木雕观音坐像、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北京智化寺明代金丝楠木藻井等常为人称道。史克门收藏建筑构件、家具和装饰艺术的一个目的是想让观众欣赏与理解中国艺术原有的生活环境，即使今日，他的这种想法和实践依然值得当代博物馆策展时借鉴。相比之下，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没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全面，比如缺乏家具和建筑构件等门类文物，其最强项是绘画收藏。而且，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的规模也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大几倍。

李成《晴峦萧寺图》北宋卷轴 绢本设色 长55.88 厘米、 高111.76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如果说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艺术收藏主要得益于史克门一人之力，那么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尤其是书画收藏则是李雪曼与何惠鉴（Wai-kam Ho，1924—2004）密切合作的成果。李雪曼中文欠佳，何惠鉴则熟知古籍文献，他1949年曾担任陈寅恪（1890—1969）的助手，1958年至1983年任该馆中国部主任。他们1968年联合组织了“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特展，展品三百余件，包括书画、器物及雕塑，除本馆收藏外，其他展品借自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公私藏家。李雪曼退休后，接任的馆长难于适应何惠鉴的工作习惯，何惠鉴也不舒心，于1984年转职到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国部工作。何惠鉴在退休前的1992年组织了“董其昌的世纪”特展，展出董其昌和受他影响的17世纪40余位艺术家的171件（套）书画。除本馆藏品和美、欧、日的公私收藏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共借展100件（套）作品，此展和两卷本图录代表了他的策展和学术水平。我曾在何惠鉴退休前到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工作，交接工作时和他多有接触，他喜好在饭局中深谈，我也随之对他的学识和个性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郎世宁《乾隆和后妃肖像》（局部）1736年，绢本手卷 长688.3 厘米、高53厘米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闻名于世，两馆的收藏各有所长又互为补充，加之两馆人员关系密切，双方携手组织了将两馆珍藏合二为一的中国绘画特展并出版了学术性图录《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此展展出了两馆收藏的282件（套）中国古代绘画，其中东周和汉代的展品是海贝壳、空心砖、青铜壶上的绘画，北魏孝子石棺上的线刻画，其余的是从唐代至清代的一百四十余位画家的纸本和绢本绘画，其中有众多历代名家，诸如陈闳、周昉、荆浩、巨然、李成、许道宁、米友仁、夏珪、马远、李嵩、梁楷、陈容、李衎、赵孟頫、任仁发、吴镇、王冕、张渥、倪瓒、王蒙、明宣宗、戴进、沈周、唐寅、周臣、陈淳、仇英、文征明、丁云鹏、董其昌、蓝瑛、萧云从、髡残、王鉴、王时敏、龚贤、查士标、朱耷、石涛、王原祁、王翚、高凤翰、汪士慎、金农、华嵒、黄慎、罗聘、金廷标、郎世宁等人，是名副其实的全部使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以馆藏展现的杰作琳琅满目的中国绘画史特展。

《八代遗珍》英文图录

《八代遗珍》日文图录

史克门和李雪曼职业生涯值得借鉴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如何建立了一流的收藏，更在于他们与同行如何挖掘这些收藏的学术资源，发挥其社会效益。将中国艺术收藏放在世界艺术史的框架中考察和研究是西方博物馆的强项，诸如南亚地区佛教及其艺术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及各自的风格，中国文化艺术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互动等研究课题。西方博物馆馆藏的研究和特展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完全自己收藏的展览，比如“八代遗珍”；另一类是部分来自馆藏、大部分外借的专题展，比如“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这两类展览都充分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把展品放到一个专题中展现，深化对展品的理解和研究，并出版高学术水平的展览图录。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展为海外收藏文物的断代，功能、文化属性的探寻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结合考古资料研究海外馆藏文物成为必不可缺的方法，西方博物馆亦从艺术角度举办来自中国的考古发现展。笔者在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任职时，曾组织“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考古成就展”展，展示中国考古学如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艺术形成的认识，有助于海外收藏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新。虽然西方博物馆大多出版了馆藏中国艺术品的图录，但基本是有选择性地出版，罕见全部收藏的发表。因而，对海外中国艺术收藏的普查是当务之急，只有全面了解海外收藏的来历和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海外中国艺术资源。

董其昌《仿黄子久江山秋霁图卷》（局部）纸本手卷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八代遗珍》图录先以四篇总论概述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史克门撰写了“1100年前的中国画”，何惠鉴撰写了“1100—1350时期中国画的面貌”，李雪曼撰写了“1350—1650时期的中国画”，武丽生（Marc F. Wilson）撰写了“1650—1850时期中国画的继承与转变”。其后是详细考证每件展出画作的论文，但由何惠鉴等人负责撰写的个别画作在图录中遗缺论文，可能是出版时未能完成之故（如20号、31号、63号、64号展品）。图录的结尾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书目。由于当时印刷条件的局限，图录基本是黑白照片，只有8张彩色照片，而且效果欠佳。另一个遗憾是，图录着重讨论绘画，画卷的题跋和书法没有刊登，或许是因为图录已经很厚了（408页）。此展1982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文图录增加了一些彩版，但文字部分是日本风格的简要说明，缺失了英文图录的学术性。总体讲，《八代遗珍》英文图录以馆藏为本，对每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和研究，并将这些画作放到中国绘画史的框架中梳理与考察，使展览图录成为凝聚最新学术成果的专著，是展览与研究海外中国绘画收藏的典范，反映了西方博物馆界的学术水平。该展览和图录也是史克门和李雪曼收藏、保护、研究、展览中国艺术所做贡献的缩影，可视为史克门“退休”和李雪曼即将告别博物馆工作的最为恰当、意义重大、令人难忘的回顾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