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的困惑,甚至会把我们推向更深的困惑。但是艺术至少能够解决艺术家的饭碗问题。尽管有无数里希特那样的艺术家一再声明市场是愚蠢的,有无数倪瓒那样的艺术家根本不把饭碗放在眼中,但是艺术家的饭碗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就像艺术家的生活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如果说,在明代之前,画家的饭碗由皇室贵族决定,那么从明代中期开始,民间资本就开始掌控画家的饭碗,商贾的品味开始影响艺术史。
以文徵明为首的江南style的兴起,象征着江南文人品味的胜利。同时,画家饭碗的掌控者也由皇室贵族,转向了民间的富豪。
明 文徵明 湘君湘夫人图
明代中期,国泰民安和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贵与富豪。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决定个人的威望与地位高下。尽管商贾腰缠万贯,依然被看成缺乏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商人为了进入主流文化圈,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仿效文人举办各种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书画家密切往来。
商贾开始为文人画家们提供饭碗。不少画家在富豪的私家园林里吃上了长期包饭。商人的地位由卑微,到与艺术家平起平坐,再到作为主人请客吃饭。商人与画家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等级差别。
康乾盛世,不但宫廷画家的皇家饭吃得香,民间个体户画家同样吃得开。清初戏曲家、美学家李渔在谈美食的时候说:“蔬菜第一,谷物第二,肉食第三。”——郑板桥等人肯定不同意李渔的说法,他们觉得还是吃肉比较好。郑板桥自述在1748年卖画收入纹银1000两,而当时县官的基本年薪只有100两。彼时民间经济发达,以江南盐商为首的新贵巨贾给民间个体画家提供了新饭碗。
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统年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宫廷画家的皇家饭越来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画也日见衰微。在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现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开启了近代和现代的画风。画家的饭碗逐渐向民间倾斜。
民国画家的饭碗一是来自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二是来自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如严信厚、朱佩珍、黄金荣等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奠基者徐悲鸿,就是由犹太大亨哈同的总管姬觉弥赞助日本留学。就在河北农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荤席的20世纪初,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内轻轻松松花光2000块大洋,扛着大批艺术书籍和艺术珍品欣然回国。1928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赞助3000大洋,让徐悲鸿在南京买宅基地。当时商界、政界的赞助人对画家不可谓不慷慨。民国之后,中国少有不求回报的艺术赞助人。
如今的画坛三分天下:画院水墨、美院写实、当代艺术,各自有各自的饭局。艺术品市场前所未有地昌盛,画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与此同时,艺术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小,大多数圈外人并不了解捧上金饭碗的画家;西方艺术标准对中国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大,除水墨画之外,大多数画家的饭碗要取决于西方的标准。
与以往所有朝代都不同,今天的画家饭碗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涉及到工作室的团队、画廊、拍卖行、保险业、运输业、经纪人、银行基金、美术馆。大腕画家的跨界活动,使得他们的饭碗与更多人的饭碗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艺术也开始产业化和金融化,画家的饭碗与艺术的内容一起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两千年的艺术史当中,画家的饭碗一直取决于掌控政治与资本的权力之手,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画家开始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部分,开始成为别人的饭碗的掌控者。这对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明天的艺术史将要记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