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当今浙派第一高手 看江成之的篆刻和收藏[图文]

江成之刻印、钤印和赏印的旧影

原标题：深研浙派的江成之先生，看这位早期西泠印社社员的篆刻和收藏

2018年7月14日，由海上印社、上海书画善会主办，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承办的“光前裕后——江成之篆刻艺术暨藏品展”在上海市海上印社艺术中心揭幕。被誉为“当今浙派第一高手”的江成之先生逝世已经三年多了，此次展览共展出江成之篆刻、书法作品及篆刻、书法、印谱等藏品近二百件，再一次全面地展示这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艺术和收藏。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同时刊发2015年纪念江成之先生研讨会的实录。对于江成之先生的“深研浙派，守成有方”，知名评论家江宏说：“守成是不是创新？其实有许多人误解了创新——把创新总认为一定和前面不同，其实不同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来龙才有去脉。”

江成之（1924—2015），原名文信，号履庵，斋号亦静居。1943年起师从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1998年被授予“西泠印社荣誉社员”称号，2011年获“西泠印社社员功勋章”。曾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海上印社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江成之深研浙派篆刻，尤钟情于陈鸿寿、赵之琛，又上追秦汉，旁及宋元及明清诸家，形成工致稳健，清刚整饬的艺术风格。他认为“印风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

本次展出的一百余方江成之篆刻作品原石，创作年代跨度大，包括上世纪七十年代刻的简化字印章，能全面地体现江成之各时期的篆刻风格。

履庵藏印

为钻研浙派篆刻，江成之曾在王福庵的掌眼下，留意收藏浙派印章，《西泠印社志稿》曾记其“收藏八家印颇富”。同门吴朴堂逝世后作品散出，江成之又以戒烟之资，尽力收藏了一批朴堂遗作。这次展出的50多方江成之藏印，不仅有西泠八家赵之琛、钱松等浙派前贤的作品，还有王福庵、童大年、唐醉石、方介堪、方去疾、吴朴堂、叶潞渊等名家之印，记录了江成之与这些前辈印人的交谊。

1987年，江成之作为上海篆刻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日本。在日期间，受到了梅舒适、川合东皋、尾崎苍石等日本同行热情款待，纷纷拿出他们藏品来交流观赏。大家谈印论艺，畅抒情怀，真是其乐融融。

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江成之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内中收录了四十余年来各时期篆刻作品三百多方。没过多久，五千册书即告售罄。江成之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更证实了他的篆刻艺术观。对于历史上印学流派，江成之独钟情于“西泠八家”，这可能与其艺术个性相合之故。长期以来，在学习、研究浙宗上积累了不少心得和体会。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推出“明清篆刻家丛书”，邀江成之为特约编辑，整理编辑了《丁敬印谱》、《赵之琛印谱》、《钱松印谱》这三本印谱，同年十月正式出版。此三本印谱所收录印章在数量和质量上，就目前来讲是较为详实完备的。因而，没过多久也相继售罄。

展出现场

展出现场

江成之好收藏，自年轻时开始学习篆刻，便留意收藏历代印谱和前贤遗范，虽经济条件有限，然细水长流，五十余年来旋得旋失。尽管经历了“丙午之劫”，箧中旧印总算还存几许。好的传统应代代相传，弘扬光大。江成之于1995年精选出百钮，由学生钤拓成谱，名为《履庵藏印选》。该谱上下二册为一部，共拓十五部，并以“嘉兴江氏成之所辑履庵藏印选之记”此十五字来分别各部之序。台湾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见而好之，依原样在祖国宝岛台湾影印出版，使之在海峡两岸传播发扬。就在这一年，江成之荣幸地被上海市市长聘任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江成之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海上印社顾问、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出版有《江成之印谱》、《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等。

《风展红旗如画》江成之（1924—2015）

《风物长宜放眼量》，江成之（1924—2015）

《兰枝印章》赵之琛

此次展出的江成之藏印“兰枝印章”，为赵次闲刻，边款两行：“丁卯二月朔，为春府大兄作，赵之琛。”赵之琛（1781—1852），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次闲，号献父、献甫，又号宝月山人，斋号补罗迦室。赵之琛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继“西泠四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之后，入列“西泠后四家”（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前后四家合称“西泠八家”。为陈豫钟弟子，又取黄易、奚冈、陈鸿寿三家之长，在篆刻技法上可谓集浙派之大成。

此印为赵次闲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线条老辣，可见刀锋起伏顿挫。四字基本均分，唯“兰”字横笔较多，向下扩展借用横笔较疏的“枝”字空间。“兰”字为协调全印的疏密基调，作了简化处理，“艹”“柬”皆如楷书写法，减省了笔划，“柬”首横作横点，嵌入“门”框内，这些都是浙派篆刻的篆法特征。

印主孙兰枝，生于1781年，字春府、春甫，斋室名“雷溪旧庐”，浙江仁和人，祖籍安徽休宁，嘉庆六年举人，嘉庆十五年至道光十三年历任阁部多职。道光十三年，时任给事中的孙兰枝上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引起道光皇帝重视，发出“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积而计之，尚可问乎”的感叹。嘉庆十二年（1807），孙兰枝因丁忧归里，赵次闲为孙兰枝刻了一批印，其中有白文“孙兰枝印”，白文对章“孙兰枝印”“春甫”，朱文“雷溪旧庐”以及这方“兰枝印章”，上款都称“春府大兄”，可见两人关系密切。

《杨雅南》，钱松（1818-1860）

“杨雅南”，钱松刻，两面边款，一面云：“雅南精八分，伊墨卿后一人也，手书见赠，报之。叔盖记。”另一面是王福庵观款：“此叔盖真迹也，朴堂得自西泠，将以持赠履庵，过我寓斋，共相欣赏。福庵记，己丑三月。”钱松（1818—1860），清代篆刻家。初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铁庐，斋名未虚室。浙江钱唐（今浙江杭州）人，流寓上海。工书善画，嗜金石文字，篆刻造诣甚高，为历代印人所推崇，并将其推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

此印用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法，结构大都方折，为呼应全印较疏朗的章法，“雅”字遵古体写作“疋”，“疋”字笔划较疏，“南”字略作盘曲，以填其空。“杨”字拉长，“勿”部作斜线，与印中其他方折的线条成对比，使章法富有变化而不觉呆板。印文逼边，印框略细，更突出主体的印文。此印的用刀亦见曲折，转角方棱，内角略见留刀，这些都与浙派切刀的特征一致，不过钱松执刀较斜，走刀成披削状，所以线条更显浑厚。从此印的风格更可证，钱松确是继承浙派的传统，尤其在章法、篆法的处理上与浙派前辈如出一辙，但是在用刀上有所创新。

从边款可知，印主杨雅南是一位书法家，尤其隶书颇得钱松欣赏，钱松自己也擅写隶书，称杨雅南为伊秉绶后一人，可见评价之高。而另一面边款记载三位西泠前辈的雅谊：吴朴堂从西泠印社购得这方印后，送给同门江成之，又一起到王福庵家里，请老师过目掌眼，王福庵欣然刻款，为弟子记下这段友情。

《文通后人》，王福厂（1880—1960）

《文通后人》，吴朴堂（1922—1966）

“文通后人”，王福庵刻，边款：“福庵治印。”

“文通后人”，吴朴堂刻，边款：“效西谷老人印，厚庵。”

吴朴（1922—1966），原名朴堂，后改名朴，字厚庵。浙江绍兴人。王福庵弟子， 1946年因王福庵之荐，任南京总统府印铸局技正，专门负责官印之篆稿。1947年时25岁加入西泠印社，建国后，得陈叔通之荐入上海博物馆工作。1966年6月23日，因受迫害自戕，年仅45岁。

师生同刻的“文通后人”两印，趣味迥异，王印用铁线篆，结篆略显方整，使章法饱满，“文、人”疏朗，“通、后”绵密，恰成对角呼应，“后”古文从“辶”，此处用之，更与“通”字呼应。框线贴近印文，线条略细且作残破处理，以其虚对应印文之实。吴印则用浙派的切刀朱文，结构方折，“通”字“辶”、“后”字“夊”皆如隶书写法，章法更显生动。吴印款文云“效西谷老人法”，西谷老人也是一位江姓印人，即江尊（1818—1908），字尊生，号西谷、太吉，浙江钱塘人，是赵次闲的入室弟子，《再续印人传》评曰：当时“浙中能刻印者故多，能传次闲衣钵者，惟江尊一人而已。”江尊也刻过一方“文通后人”，边款云：“曼生先生有是印，此作拟之。丁巳十月，西谷并记。”陈鸿寿的“文通后人”今不可见，而吴朴堂的“文通后人”则逼似江尊。

“文通后人”出自江姓的典故，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江淹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相传有一天，他漫步浦城郊外，歇宿在一小山上。睡梦中，见神人授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自此文思如涌，成了一代文章魁首，“梦笔生花”的故事就出自江淹。

对联，江成之

对联，王福厂

展览“光前裕后——江成之篆刻艺术暨藏品展”将展至8月19日。

延伸阅读：

江成之：深研浙派，守成有方

（此文原刊发自2015年《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因病于2015年4月11日在上海辞世，享年92岁。江成之1943年被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厂录为弟子，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曾获得西泠印社“社员功勋章”。著有《江成之印存》、《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印边随想——江成之谈艺录》等。

对此《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当年曾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以追思一代篆刻名家。

顾村言（原《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主编）：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上个月辞世，江先生在传承浙派的同时，一直深研传统，生前比较寂寞、低调。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人格魅力对上海印坛的影响到底何在？这次由陈麦青、陆灏发起，由《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的研讨会，我觉得既是一次追思会，也可算是篆刻艺术的研讨会。江成之先生是江宏老师的叔叔，想先请江宏老师从家属角度具体谈谈。再请大家从各自的角度畅所欲言。

江宏（画家、评论家）：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几十年了，包括我几个堂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我对叔叔的印象是他不善言谈。有一次我爸的一个学生来，和叔叔两个人一个下午就喝茶，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叔叔一说到印章就有话了。我亲眼所见，他的学生每个礼拜带着作品来，叔叔一个一个跟他们说。他把所有的话都说给学生了。甚至跟我婶娘的话都很少。因为他是一个不讲究的人，无所求的人，默默无闻的人，所以他的篆刻艺术走守成的一条路那是必然的。

今天我要谈一个问题，守成是不是创新？其实有许多人误解了创新——把创新总认为一定和前面不同，其实不同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来龙才有去脉。既然你要守的是好东西，为什么不守呢？从它的好东西里你可以结合你的创作活力。所以从守成的话题，我又想到了一个流派的问题。流派就是风格，流派就是一个群体的风格。要称流派了，一定是有众多大家在一起。以前交通不畅通，流派相对容易形成地方性的东西。能够形成流派的一定要互相切磋，审美一致，然而每个人不一样。所有的流派都有传承，一代代人都不一样的，艺术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信息发达了，地方流派相对落后。但是你想如果要形成一个流派的话，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一定是它从艺术史上整个脉络下来的。每个流派都有它的特征和艺术上的造诣。你不要一说浙派，就觉得保守。艺术创新是对的，创新在哪里？就在你身上。

所以我叔叔江成之，第一是守成有功，守成有方。而且在守成中把自我放进去，这就是创新。第二他的学生也各有不同的面貌，比以前一辈要强大得多。这个又牵扯到流派的问题，浙派其实是篆刻史上一个相当重要、丰富而且很有趣味的一个派别。

“面对屠刀决不低头志高昂 红心永向共产党”，江成之

“立壮志做一个中华好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抗日红旗”，江成之

陈麦青（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

我与江老碰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80年代，第二次是他的追悼会。（上世纪）80年代末静安区举办静苑杯上海书画大赛，江老是评委之一。那个时候我大概在二十二三岁，小年轻碰到老先生有点怕的，话都不敢多说的。江老先生算是大名家老先生，但感觉还是蛮平易近人的，没有大名家那种姿态的。直到现在，不管是谁，至少还没有听到一个对江老先生的为人有什么不好的说法。现在在艺术圈，这种事情不多了。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德艺两方面都要。江先生他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过来的。这个我感觉在现在这个氛围中，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本来我们想在他有生之年搞个流派展，但江老师去世我们感觉很突然。

周建国（篆刻家、江成之弟子）：

1959年，江先生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三钢是家大厂，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也很多。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他的特长后，便请其在工余之时去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在画画的同时，打好书法基础，也实践一下篆刻。1960年代，中日邦交逐步开展。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三厂准备一份礼物。先生就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作为全市工人的礼物送给客人，日本朋友欣喜万分，为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品深深折服。

1960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为庆祝建社60周年，集体创作了一部《西湖胜迹印集》，参加刻印的有高洛园、马公愚、王个簃、来楚生、钱君匋、吴振平、叶潞渊、唐云、秦彦冲、吴朴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江成之。该谱共收录印章55方，先生刻了四方。由于他在开始工作后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纪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动通知寄到三厂，因查无“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他未能前去参加社庆活动。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一则社庆五年举办一次，老一辈印人陆续西归；二则“文革”浩劫不久来袭，又有印人死于非命，前辈、知己大半凋零，再无促膝谈艺之缘了。

“文革”结束，篆刻艺术的春天随之来临。伴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印坛开始百花争妍。由于篆刻艺术的不断普及，青年爱好者越来越多，就拿三厂工人业余篆刻组来讲，队伍在逐渐扩大。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偶尔为之，以充实工余生活；也有个别青年对篆刻情有独钟，到了嗜迷地步，且长期随他左右，探究篆刻艺术。江先生亦乐意接受他们为学生，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予以传授。经常对他们说，学习传统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借鉴流派要心领神会、灵活应用；推陈出新要立足经典、水到渠成。他的学生皆恪守探究整饬工稳一路，无一野狐狂放者。

江先生除对浙派印艺继承、发展建树颇多外，于汉代朱文印亦倾注了满腔热情，经其数十年的努力实践，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印式老树着了新花，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汉代朱文印仅用于姓名及少量吉语章。对此艺术瑰宝的继承并光大者颇鲜，能为后人熟知的更少。近现代个别篆刻家曾于此作出了各自的探索，然他们仅局限在姓名章的应用上，虽偶尔将其用于闲章创作里，但亦只限在四字句而已，就章法上而言尚未摆脱汉人的羁绊。为此，先生便用大量的创作实践，终于将汉朱文印式应用在七字以上的闲章里。

先生以为，汉朱文印式初看平稳工致，但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篆刻艺术同其他国粹艺术一样，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所谓“镣铐”亦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艺术程式，它又和艺术特点唇齿相依。他知晓传统樊篱（秦汉印式）的束缚，更明白传统樊篱所带来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他懂得程式框架（方寸之间）的制约，更清楚如何借程式框架来吐露心声。正所谓不自由时正自由。

199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为江先生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内中收录了他四十余年来各时期的篆刻精品三百多方。没过多久，五千册书即告售罄。他的印谱受到读者如此青睐，更证实了他自己的篆刻艺术观。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是多样的，平稳工致不等于平庸刻板。平稳中的细微变化，可造成大气磅礴的气势；工致间的些许率意，往往有点石成金的妙趣。近时印人随意破碎印面以为古，其实，印之古气岂在残破之中，关键在于其字法、章法是否与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残只是为了调理印之朱白而已。所以，他爱古人，不薄今人。同古人、今人对话是交流，同自己对话是反省。不重复自我，不束缚自我，才能不断进取。先生的印谱刚出版后不久，上钢三厂的领导对艺术很是重视，特意为已退休的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印谱首发式，邀请了上海书协的王伟平、张森、高式熊等人来参加，会上气氛非常热烈。

江门弟子第一第二两代，在印学上各有建树，在继承发扬浙派篆刻艺术上，领先于其他同宗门派，从总体的艺术成就来看，各人皆取法西泠八家，血缘于汉印，参以隶意，方中有圆，不急躁浮泛，息心静气，没有矫揉妖媚之态，有着庄重巍峨的大气，没有脱离浙派的本色。细细端详，在和谐严密的一规一矩之中，风貌各异，变化多端。对于传统浙派，有的得其醇，拙朴古秀；有的得其秀，爽利劲遒；有的得其工，精致细巧；有的得其豪，雄健壮丽；有的得其能，典雅婉转。以技法而论，大都章法自然，方寸之中求平寓险，有的线条断续起伏，一波三折，断而再续；有的薄刀快近，表现出风雅之韵，力求表现自己的情调。真是虎尾春冰真学问，马蹄秋水大文章，形成了蔚为云绮的奇观。

陈睿韬（海上印社办公室副主任）：

我想说个题外话。当年求学困难到什么程度？有学生家里没有收藏，要到上海图书馆去看印谱。上海图书馆当然不是谁都可以进的。要参考阅览证，参考阅览证都是要文化单位的人，你工人怎么来看？然后，江先生就刻了个章，顾廷龙看了问：“这个章谁刻的？他来看印谱还是不合法的，但是这个印谱就是要给这种人看呀！”好，一锤定音，下面的人帮忙也比较放心了。过去老一辈的人实际上是爱才的。

解放后，所有的艺人其实都开始不行了，大部分人改行做了很惨的事情。江先生他到了哪里？到上钢三厂，艺人在大环境下面，能够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而且传承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断。等到一下子形势变了，空气宽松了以后，那些人不是平地冒出来的，他们原来一直在地下学艺。

《望断南飞雁》，江成之

《香风有邻》，江成之

孙慰祖（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书协副主席）：

我跟江老实际上接触不多，但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内心十分崇敬的一位老辈。

先接着江宏兄的话题讲，传统与创新这个命题。近几十年来在艺术领域中很热门。创新的口号，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书法理论界也非常时髦，甚至出现一种声音，就是“传统成为一种负担”。古代没有创新这个概念，看看书法史上的那些代表人物，所谓个人风格怎么来的？第一个就是学古人，第二，随着自己的个性逐渐形成一些特点。它是取法传统基础上，与自已的性格、生活境遇、创作情景相融入后，慢慢生发出来的。无论书法、绘画、篆刻领域，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大多数艺术界同道形成了共识，艺术有它的规律，不是我明天开始创新，然后自已贴上一个新标签那样简单。但是我们一段时间里却陷入了一个思考的误区。所以我很同意刚才江宏兄讲的意见，第一我们尊重传统，第二正确认识创新。我认为在前人的基点上，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创新，不是离开前人越远就就越伟大，相反，倒很可能越危险，只是自已不自知而已，但历史老人会看得很明白。也不是我想要创新就真成了创新，不是推倒传统重来。我们说的传统是经过历史沉淀、筛选的经典，你怎能蔑视、推倒呢？最近几十年来艺术领域里倒是看到过不少标榜创新，结果走向怪异、畸形的现象，最后自己觉得走不通，又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尽管还有些杂音在，但是我想这些东西恐怕走不远。

因此，我对江先生的敬重之处首先因为他恪守着这样一条道路：学古，不激不厉，宁静致远，几十年走着这样一条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道路，同时又自然融入自己的情性。我们把江成之先生的作品放在浙派印人的风格序列里面，仍然有所不同，这就是 “走出一小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艺术史上的经典，大多如此。这样一种艺术理念对我们当前的艺术领域来说，特别具有精神价值，还不光是他的艺术风格的价值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是怎么看浙派刻的历史地位。清中期以后的篆刻史，不容否认，时空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就是浙派。浙派名义上是个地域概念，实际上到晚请民国，它的风格和技法往北至少辐射到山东，往南边流播到岭南，其实不存在盛衰问题，而是不断演化、更新的问题。另一个邓石如派也一样，学邓石如的，到再传弟子吴让之就不大一样。吴让之再后边，吴昌硕、黄牧甫、赵之谦，这三位都学过邓石如，也学过浙派，结果更不一样。我们怎么看传承和异变的关系和价值？一种就是江宏兄讲的，以传承为主；一种是成熟以后又有较大的异变。这个异变是不是传承？传承为主有没有价值？

当代艺术圈有一种有害的观念，就是嘲弄雅致和工秀，以为不再是“风格”，只有雄奇、粗犷才是风格。工秀和雄奇本来是艺术审美两大风格体系，这个本来没有问题，艺本史上一直存在，符合人们的不同审美需要。个人审美倾向也会转换。不能说你喜欢雄奇的，然后就把工秀的贬为守旧的。审美需求多元，创作拥有自由，探索应当鼓励。要警惕的是某种战略陷阱的设置——让人们认为工稳雅致不再是艺术，不再是个性。只有某种设定的模式才是风格，才是创新。我窥测这种陷阱的用意在于：跟在你们后面排队，走传统道路，哪年哪月才能出头？不如另挖一个窗口，自己排在第一，自我打造经典。这是没有进去，就已经出来。可是不幸在于历史经典不是当世决定的，而是回头看的结果。

再联系到江老的个人性格，刚才江宏兄讲他一直在江老师跟前。这是“在内观之”。我们呢，是“在外观之”。上海印坛的民国老人中，江先生的个性是内敛的。我跟江老第一次接触是在1988年上海举办首届全国篆刻大奖赛的评审工作中，我作为年轻的评委，更注意观察当时几位老辈印家叶露渊、高式熊、方去疾、江成之的评判眼光和表态方式。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是，江老始终以非常平和的方式表达意见，表现出儒雅、文静、敦厚的风范。后来，又有多次在西泠印社的社庆活动中与他相见。集体用餐时他多是和随侍在侧的三两弟子静处一隅，不随人热。我想，这和他创作上不趋时风的性格也是相通的。他沉浸到个人的艺术世界里面，其他的东西在于他似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在江老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早年的求学履历，感触很深。我想，他的处世性格、修养又和他的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相表里的。同时，他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弟子。这是我第三点感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成之先生对印坛的贡献。这个话题在今天肯定讲不透，我只提出两方面。首先当然是他本人的艺术成就。以我的认识，作为跨越现、当代印坛大格局的一位印家，在浙宗前辈先后凋零的背景下，他的创作对浙派篆刻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所起到的标杆作用。江老的创作，成熟很早，一生的艺术作品始终保持在高水平的坐标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也是他始终如一的严谨的艺术态度的体现。他充分运用和发扬浙派篆刻技法语言的优势，在现当代中国印坛纷繁的风格谱系中占住了兀然独立的地位，也为海上篆刻风格多元化格局的构成作出了个人的贡献。要谈江老深厚的艺术功力，我们不妨回看“文革”时期集体创作的《新印谱》。说实话，其中很多作品都已淡出我的记忆。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特殊时代人为制造的困境，就是简化字刻印，这本身是违背篆刻艺术规律的，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就在这样苛刻的前置条件下，江成之先生，还有叶露渊、单孝天、方去疾先生等几位老前辈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作为篆刻的本质特性和出色的变通智慧，到今天看来仍然经得住检验。

今天活跃在海上印坛的中坚力量，首先要归功于近代上海历史大文脉的滋养，同时也赖有火种代代相承的接力人。和其他几位民国印坛的老辈一样，江老在十年动乱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以应变的名义组织工人刻印小组，悉心栽培篆刻新人。和我的几位老师一样，在那一特殊的时期，谈不上任何个人功利心，只有对艺术的虔诚和对青年爱好者的热情付出。当年江老指导的上钢三厂刻印小组，曾经是上世纪70年代海上印人中颇有声誉的一个群体。当年扶育的年轻人，今天已经成为在上海印坛乃至全国印坛卓有影响的名家，也是当代上海篆刻有代表性的风格群体之一。江老对于篆刻艺术的承上启下之功，更是不朽的贡献，值得我们海上印人深深地感念。

《秀水》，江成之

《双持轩》，江成之

张遴骏（篆刻家、江成之弟子）：

我是1971年10月进上钢三厂的，进厂不久，参加了厂工会美工组的活动，先是学美术，画素描速写，又是学书法，大饭厅外有个诗画廊，经常陈列职工的书画作品。也是在这时，读到以样板戏唱词创作的《新印谱》，见到了江先生的印章，当时未署名，但只觉得那几方浙派的作品与众不同，特别精彩，虽不知是谁所刻，但心向往之。

后来，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组织工人刻印组，缘此认识了江成之先生，这才知道这些心向往之的印章就是江先生的作品。江先生话不多，那时刻印小组就从创作开始，内容有革命歌曲唱词、法家人名等，记得第一套就是《我为革命多炼钢》，还在朵云轩（当时叫东方红书画社）展出过。这些作品都是用简化字刻的，刻印组每周活动一次，布置任务，修改印稿，有时我写好印稿来不及等到下一次活动，就跑到江先生的办公室去请他改，有时一天会跑几次。一定要到印稿完善了再动刀，刻完了给老师看，有时问题多会重刻，有时他会动刀改一下，有时还会稍微磨一下再改。一段时间后老师见我们有两三人比较专注学篆刻，就约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拿些原拓印谱给我们看，有的还允许我们借回去钩摹。在艺术上，老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稍不满意就要重刻。他还不让我们学浙派，更不要学他的风格，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名声在上海渐渐响了起来，参加了不少展览和活动。方去疾先生在编《新印谱》第三辑时，就把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四五位成员吸收了进去。

说到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其实在“文革”前就成立了，江先生是1959年进上钢三厂的，进厂不久，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就了解了他的篆刻特长，在厂里组织了篆刻组，请他指导。上世纪60年代初，篆刻组创作的一套毛泽东词《忆秦娥·娄山关》就被精心装裱，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礼物远渡重洋送给日本有关方面。“文革”初期，因运动篆刻组的活动停顿，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又恢复活动，也正是我进厂后的一段时期，因此，篆刻组的两段时期，第一段我没有参加，第二段我全程参与。每次专题创作，江先生也有作品参加，其余大多经他指导修改。直到“文革”结束后，篆刻组的活动仍然坚持，书法杂志试刊号上，有篆刻组一组坚持毛主席遗志的印章，正式出版后的第二期，有一组新国歌的组印，都是我们刻的。上钢三厂工会还为江先生举办了个人篆刻展，尽管布置陈列相当简陋，但在当时还是受到职工的热捧。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先生、杜家勤相继退休，篆刻组集体创作的活动渐渐少了，但作为个人创作还是坚持着。后来，上钢三厂每年举办职工艺术节，有职工书画展，每次都有篆刻作品展出。厂工会也举办过篆刻学习班，江先生也曾来辅导。

经过江先生的培养，篆刻组不少成员取得了成绩。当然随着世博动迁和企业改制，上钢三厂作为生产企业已不复存在，当年的成员也星散各处，不少已退休。但据我所知，现在还在动刀的至少有四五位，还经常一起切磋。其中，加入西泠印社的有我和李文骏，还有徐国富后来虽离开了上钢三厂，但他当时也是篆刻组的骨干。一家工厂出了四位西泠印社社员，恐怕在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再如濮茅左当年也是篆刻组成员，后来到上海博物馆，成为古文字的专家。成员中有加入中国书协和上海书协的，也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或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但不论是谁，对篆刻组的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留恋和难忘的。

江先生对于我个人，更是有厚恩的，他手把手教我学篆刻，迁居后又把浦东的住房留给了我。《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履庵印稿》编成后，又嘱我作序。先生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刻印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子们的成长，每次带了印稿去请教，先生总是认真地审视，提出不足，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甚或几个字，却总是点中要害，有时还会让你去翻哪部印谱参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让人惊异于他的思路敏捷。2001年，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编辑《吴朴堂印举》。我知道先生与吴朴堂为同门，过从甚密，吴朴堂经常以近作印蜕相赠，日积月累有300多方，先生贴成了一本册页。一次探视先生时，我流露出想借此册页去扫描，先生当时未表态，讲完此话我就很后悔，此时先生已卧于病榻，很少下床，不该再打扰老人家。几天后，先生又住院了，但出院后没几天，先生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册页已找出来了，让我去拿。捧着这本册页，我不禁感慨万分，先生对后辈的期许和厚爱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