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与中央美术学院 ——在“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研究展”上的致辞[图文]

[人民美术网总编按语]：

这是有关王琦老先生艺术人生和革命生涯的一份重要的文献，来自王炜在“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研究展”上的致辞。文中对相伴新中国的美院一路同行了64年的这位老人的履痕做了高度概括。王炜精准地概括到：王琦一直坚定“革命的需要总是第一位”的信念，在漫长的人生中，守候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才有了艺术硕果累累的艺术成就。

王炜，著名版画家王琦长子。当代的著名文化学者，如今担任王琦美术馆名誉馆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院长。号禅荷山人，他擅长版画、中国画、油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师从关山月，黄永玉，古元，彦涵，王琦等人。鲁迅版画奖得主。历任沈阳军区某军文化干部、红旗杂志社美术编辑、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美术交流负责人，中国欧盟协会理事、文化部艺委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同时，王炜又是我的战友和老师，他在部队期间我一直陪同他开展文化工作，大量的时间是为部队培养美术人才，许多战士的作品参加全军、全国美展，成为著名画家。同时受到王琦先生的教诲，老人还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战士们，使战士画家深受鼓舞。王炜的致辞，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在此向老人献上我们共同的敬意。

王炜在开幕式致辞

王琦与中央美术学院

——在“世纪刻痕·王琦百年诞辰研究展”上的致辞

王炜

今天的确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中央美术学院将王琦的百年纪念展定在今天，我认为有它的特殊意义，一是王琦百年诞辰的纪念，同时又是他去世一周年的纪念。在此，我首先代表我的弟弟王仲、王侨、王倬和两个妹妹王俪、王倩向美院范迪安院长及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亲身感受到美院严谨的学术作风和美院那种敬业的精神，再次向美院这支无与伦比的团队表示诚挚的敬意！

1、中央美院举办这一画展符合我父亲生前的意愿

王琦的生日农历是1917年11月22日，公历是1918年元月4日，正好赶上一个马尾蛇头之年。在他生前，我们都期待到2018年共同庆祝两个一百年：一个是央美迎来百年校庆，一个是王琦迎来他的百年诞辰生日。但遗憾的是，老人于去年12月7日不幸去世。这一愿望未能在他身前实现。

在王琦身前他曾与我商议过在美院举办“百年诞辰展”的有关事宜，他曾表示同意向美院捐献一部分文献资料。为使这次百年展办得更具研究性，我向美院捐赠了一批王琦文献资料（含手稿八件，剪报六十六件，笔记本四本，台历日记十一本，书信十五封，木刻原版六块，书法5件以及其它实物）。这批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能唤起我们对解放后美院前三十年那段不平凡历史的记忆。它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中央美术美院特有的那种学院精神。捐赠的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将以王琦奖学金的形式继续支持美院的教学、研究、发展事业！这完全符合我父亲身前的意愿！

1952年11月15日，王琦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只身来到校尉营八号，在美院门口巧遇第一个人就是彦涵，1938年在延安他们同住一个窑洞，久别重逢时感到格外亲热。随即王式廓的爱人吴威同志赶到门口来接他，受到美院热情的接待，使王琦感到好像回到自己家那样温暖，从此他结束了多年到处奔波不定的生活，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从此在美院好好干一辈子，为人民美术事业奋斗终生。我的母亲韦贤从1955年担任美院图书馆管理员，也为美院工作了好几十年。从此，他们相伴与新中国的美院一路同行了64年。

开幕式现场嘉宾合影

2、五十年代木刻家王琦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2年12月1日，王琦参加了由副组长滑田友、彦涵主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第一次会议，当时组长刘开渠还未调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郑振铎，江丰，王式廓，董希文，吴作人，古元，艾中信等美术家，还有王临乙、郑可、付天仇等雕塑家，共40余人。这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首次美术家与雕塑家集体的合作，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这项伟大的艺术工程又是这种集体合作的成功典范。在这次会议上王琦收到时任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新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和副主任郑振铎与梁思成签发的聘书及信函。王琦负责完成了“虎门销烟”这块浮雕的构图任务。关于浮雕构图创作的全过程在他的笔记本中有详细的记录。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5月陆定一同志又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一年给中国科学文艺带来了一股清新和暖的春风。王琦奉江丰院长之命参与了国务院“十二年美术科学规划草案”的制定。十二年美术科学规划内容丰富，它全面系统地规划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蓝图远景。而这份“参加十二年美术科学规划草案情况”的手稿是在1968年“文革”时期作为交待材料而写的。他如实地记录了草案制定的经过及其全部内容。在结尾处仍打下了“文革”的烙印，作了例行的上纲上线的批判。然而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抹杀和更改。正是在1956年参与了这项草案的工作，王琦才有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一次宴会上，当有人向周总理介绍“这是木刻家王琦”时，周总理一面紧握着他的手，一面点点头亲切的说道：“知道！知道！我们在重庆时便认识了。”事隔七八年前的相遇还记得那么清楚，可见周总理的记忆力是多么的令人惊叹！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颁发捐赠证书

3、为中外美术史研究倾心竭力

在另一份《关于印象派问题讨论会的情况》手稿中，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50年代美院那场学术大讨论。李宗津、韦启美、戴泽站在艾中信一方与反方冯湘一争得面红耳赤，金维诺与力群各执一端，争锋相对。王琦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吴作人，江丰在最后也做了小结性的发言，能延续几个月

的研讨会，这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罕见的，研讨会之后，江丰、王琦、金冶、许幸之等人还在“美术研究”上发表文章，继续展开讨论。也是在这场研讨会之后，1957年初，江丰指定王逊和王琦筹建美术史系，任王琦为系副主任。由于后来反右运动，此项筹建工作只好暂停，而招进来的学生范曾只好安排到中国画系，范梦、周建夫到版画系，李松涛、奚传绩留在“美术研究”做编辑工作，王琦仍留在“理论研究室”负责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备课任务，直到1960年才正式调回版画系。

1961年王琦又奉陈沛院长之命，担任外国美术史教材编写的主编工作，参加编写的人员有常又明、吴达志、邵大箴、奚静之、李玉兰（晨朋）、彭鸿远、严摩罕、程永江、李德春，编写集中在香山饭店进行写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每个人完成了各自的初稿，主编用了几个月时间进行了审阅修改，编排了总目录，写了前言，一共六十多万字，打印出分寄朱光潜、谢海燕、陈之佛、倪贻德等人征求意见，后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审稿研讨会，出席人员除全体编写人员外，还特邀南京的秦宜夫，倪贻德，美院的董希文，艾中信等人参加评审。原拟在年内出版，后因“运动”，一直拖到25年之后（1985年），才由“上海人美”出版，将“外国美术史”改为“欧洲美术史”。

展览现场

4、在“画室制”模式中的版画教学

60年代初，美院开始实行“画室制”教学的模式，油画、国画先行，版画系进行迟缓。先设立古元第一画室和黄永玉第二画室，试行一年后，在1963年才开设了李桦的第三画室和王琦的第四画室。三年级我正赶上画室制的成立，我选择了多版种专业的第四画室（设有木版、铜版和石版专业），第四画室秉承“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教学理念，又有自由严谨的治学作风，我在王琦的教学笔记本中发现他对第四画室这十位同学（包括一名从安徽来的进修生师松龄）都有详细的评语。第四画室的艺术讲座不仅吸引了版画系同学甚至还吸引了全院其它几个系的同学。从版画的黑白、刀法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诸流派艺术形式的演变，在创作上他主张艺术的“个性”、“激情”、“想象”、“变形”等因素，无论后来历次运动中师生对他进行过多少次批判，他从不计前嫌，对版画系的师生仍充满着很深的感情，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版画系现任系主任王华祥代表版画系师生去医院看望他，老人满怀深情地在纸上这样写道：“我是版画系的老人，我永远热爱版画系，希望版画系越办越好，王琦百岁欠一。”

1964年他又经历了“下放四清”“开门办学”，“批画室制”和“批黑画”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王琦的笔记本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在这些工作笔记中，记录了他的艺术札记、会议发言，还记录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传达报告指示，还有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从这些工整清晰的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美院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

开幕式现场

5、捐赠王琦文物的几点说明

王琦文献中的剪报是他艺术人生中又一个闪光点，王琦对剪报的兴趣早在1942年他在重庆国际宣传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开始从事剪报的工作，养成了剪报的习惯。从4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晚年我每次去看望他，临走时他总会将他认为有价值的剪报交给我留存。从这次捐给美院的66份剪报中，我们感受到时代文化的变迁！感受到中国近代美术他那独有的战斗性，前卫性和开放性。

这次捐给美院的15封信中有李桦、江丰、彦涵、力群、蔡若虹、华君武、关山月、杨力舟、叶毓山等人的珍贵笔记。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他们那一代艺术家那种坦荡胸怀和纯真的友情。在王琦信件中李桦的信件居多，这是因为李桦和王琦不仅是版画系的老同事，更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老战友，在四十年代就在一起并肩战斗，在五十年代又在一起筹建版画系，到了1980年黄山中国版画家协会成立的大会上李桦当选为主席，王琦当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无论在学院的教学上还是在“版协”的工作中，他们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我从彦涵的那封信中不仅感受到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使我感受到老一辈美术家的那种主持公正的无所畏惧的勇气！

这次捐给美院的六块木刻原版，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却很高，时间跨度大，很具代表性。王琦在40年代的木刻原版仅存只有两块，现将其中“闲谈”捐给了美院，其余的有50年代的“露天煤矿一角”（套版）、“高炉之夜”（套版）、“油菜花”，60年代的“山地变良田”，70年代的“雪后”，80年代的“雪松”和“一日千里”，这幅“一日千里”的尺寸在王琦版画中属唯一的一幅巨幅作品（59x84ｃｍ）。

6、坚守精神家园为伟大目标奋斗终生

在王琦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曾与他作了笔录对话，我曾向他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走过这漫长的人生之旅？在美院长达25年中作为一名副教授又是一名党外人士，是何种思想支配你埋头苦干勇往直前？”他在笔录中作了如下回答：“小学时代教师陈小寅是党员，他灌输了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后来在大学时代这种思想更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因为身边有两个老党员，罗髫渔、胡春浦在影响我的思想，至于副教授、党外人士，我不在乎，我照样做我的工作，什么工作重要，便应当去完成它，革命的需要总是第一位……”

我不会忘记他在1979年3月25日给我的信中告诉我的那个好消息，他等待了整整30年的组织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3月23日下午美院版画系支部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好了！这下咱们父子两人都在同一个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而奋斗终生，望以后互勉互励，在党的生活面前，人人平等。”有关这次支部大会的发言一共有8页，这次将复印件一并捐给了美院。这次捐给美院的十一本台历日记本，从70年代末到2000年之后的这十一年中，记载了王琦每天从事的工作及各种活动……其中我发现有两个亮点让我感动，一是1979年在他入党的那一天，他画了一个红太阳光芒四射！并用双勾字写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二是在他九旬后还记录了他每天拓印木刻的幅数。

在我撰写“世纪刻痕”一书的过程中，王琦将他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画册全部交给我留存供我研究，当我初步翻阅整理了这批文献资料后，

我才真正走进了他的艺术世界，才发现他内心深处的亮光！无论是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还是在那荒诞无奈的年代，他都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自己认定的信念、理想道路始终如一，从不动摇，从不放弃。从王琦的文献中我才真正发现老人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都来自他平时那惊人的勤奋好学，他那种学院的敬业精神和罕见的记忆力正是他生命力经久不衰的源泉。

2017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