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我新知光故国 传他旧学振家邦——记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博士第一人罗锦堂先生[图文]

罗锦堂小传：

罗锦堂，1929年生，甘肃省陇西县人，现任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新亚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德国汉堡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佛学顾问、夏威夷佛教总会副会长、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及外文系合聘客座研究教授、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河北师范学院名誉教授、兰州大学名誉教授、甘肃省黄河奇石馆名誉馆长等。

罗锦堂近照（任祚旺/摄）

2009年9月2日，笔者在鹏城造访深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汪开国期间，正遇汪先生诗集新成，欲请教于罗锦堂教授。于是，素与罗锦堂先生有笔墨交往的深圳石锡铭君，打越洋电话至罗锦堂先生，一并请示采访搜集《陇中儿女》素材之事。当惴惴不安的我听到电话中罗先生对两件事都慨然应允之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笔者对罗先生的道德文章仰慕已久，手头即珍藏有几篇别人写他的文章，如牛先民先生的《学者之路——记夏威夷大学教授罗锦堂》，小叶秀子《走进美国华裔名人的家——罗锦堂：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陈艳群《罗锦堂耕耘国学半世纪》等。但还是唯恐管中窥豹，以偏概全，故两次拜访罗锦堂先生之侄——陇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罗克仁先生，从其处借来罗锦堂先生著作七部，仔细拜读。但自知识见狭隘，所述片面，加以尺幅短章，难以尽述罗先生成就之万一。

下笔之时，颇费踌躇；思索良久，还是以罗先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写于檀香山的一诗《写怀》中的两句为题。现将全诗敬录如下：

垂鞭执教过重洋一片丹心达上苍

博我新知光故国传他旧学振家邦

西方自古擅科技东亚由来重纲常

待到春风花发日满门桃李散奇香

中国台湾第一个文学博士

作为“中国台湾第一位国家文学博士”，读者也许对罗锦堂先生当年如何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颇感兴趣，现将其摘录如下，也可和今日攻读博士学位者做一比较。

1935年4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曾仿效英美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对学位授予的级别、学位获得者的资格和学位评定的办法等做了规定，这是中国现代学位制度的开端。

罗锦堂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罗锦堂先生著《明代剧作家考略》

陈艳群《罗锦堂耕耘国学半世纪》一文中如此记载：

1960年1月10日，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罗锦堂以《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论文，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授予的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之第一人。

当时，台湾、香港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意义非凡的文坛盛事。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场历经知识与智慧、学术与权威之间的艰难较量，仍清晰地印在罗锦堂教授的脑海里。

端坐在单人课桌后面，面对高悬的“博士学位论文考试试场”横幅下，七双温和且具挑战性的慧眸，近距离地朝罗锦堂齐齐射来。教育部对首次博士论文口试极为重视，特请胡适挂帅，邀梁实秋、郑骞、台静农、戴君仁、李辰冬和苏雪林，共七位文学知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组成实力雄厚的考试委员会，以七对一轮番提问的阵式，就罗锦堂的《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博士论文的范围、研究方法、引证资料及结论等，向罗锦堂抛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于右任给罗锦堂先生当证婚人

口试时间为两小时。当时罗锦堂深知，今天能坐在这里参加博士论文口试，机会来之不易。当初教育部长张其昀大力提倡设立博士学位时，在台湾大学遇到了一些阻力。经辗转后得到台师大校长刘真和文学院院长梁实秋的支持，方使成立博士学位这一设想在台师大得以实现。1957年，首届博士学位招收时，报名参加考试的文人志士中不乏教授之辈。待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进入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唯罗锦堂一人。

攻读博士学位时，除了选科外，还要圈点十三经，外加《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不过，“三年中，花费我最多时间的是研读廿四史、大部头小说和名家笔记。研究古典文学最重要的工作是考证。尤其是具有故事横贯其间的元曲。考证其本事的工作就更重要。研究二十四史及名人笔记，目的就在弄清楚每一部杂剧的来龙去脉。”三年研究的结果，罗氏将现存元人杂剧归纳为八大类。“这分类也就是我博士论文的结论”，他说。

在博士论文口试前，有人曾预言，罗锦堂这次考试必输无疑，因为他的论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主考官胡适极力提倡白话文，这不是跟胡适唱对台戏？何况，胡适那时并不主张在台湾设博士学位，他认为台湾的程度还不够。热心的人建议罗锦堂考前先去拜访一下胡适，礼节上疏通疏通，被罗锦堂一口回绝，“我做了一辈子硬汉子，不能因考试而做了软骨头。坚决不去，考不取也不去！”

没等主考官发问，梁实秋先将敏感的问题抛出：“胡适提倡白话文，你怎么用文言文写？”罗锦堂镇定地回答：“我也喜欢白话文，只是字数太多。这篇论文已有四十多万字，如用白话文写，恐怕要一百多万字。”胡适居然没反对。两小时紧张的考试时间已过，正想松口气，岂料胡适举手：“我以主考官的名义要求考试延长一小时。”高等教育司司长罗云平见状，连忙给罗锦堂倒了一杯汽水，说：“你这才是真正的考试啊！”

口试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之后罗锦堂退出，由全体委员秘密投票，结果通过了授予罗锦堂文学博士学位。出大学至博士十年寒窗，罗氏终成正果。事后，胡适坦诚地对罗锦堂说：“昨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你的论文题目实在太大了，尤其是元人杂剧的分类那一章，无论是谁也分不好！为了主持你的口试，我临时抱佛脚，在中研院的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每晚准备到深夜三点……”说完，胡适拿出事先准备请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吴廷琰签名的纪念册，请罗锦堂在上面签名留念，并赠送自己的一张照片和为主考罗氏而准备的一本笔记（此笔记，后来罗氏又转赠给“胡适纪念馆”）给罗锦堂。

罗锦堂一生与教育结缘极深。自小入私立学校起，他便没有离开过校园，只是身份由学子转为教授。直至2007年底，81岁高龄的罗锦堂，仍站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台上，畅谈诗词歌赋。这位国学的捍卫者来自历史文化璀璨的甘肃陇西，将中国文化的种子播撒至欧亚美三大洲，在不同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当年的第一文学博士门下已是博士云集。

一位德国教授感叹说，你们录取博士简直是古代中国考状元，全国竞选，只取一人，太难了！太难了！

与大师们的交游

胡适、傅斯年、于右任、钱穆、郑骞、董作宾……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学界巨擘，有的是革命元老，但无一例外，都与罗锦堂有着特别的缘分。师焉？友焉？从他们身上，罗锦堂获得的教益非浅。

在台大当系代表时，新上任的傅斯年校长，将中文系的图书室取消了，同学们敢怒而不敢言。罗锦堂初生牛犊不怕虎，便代表学生去见傅斯年。傅叼根烟斗问：“这是谁的意见？”罗：“大家的意见！”傅将桌子一拍：“大家？共产党就是利用大家造反的，你是不是共产党？”说罢，见罗仍然站着不走，接着说：“你们这个图书室净是些翻译的俄国小说，那是共产党才看的书，所以我要取消。”罗机智应对：“那些书可以取消，我们也没看过，但别的书不应取消呀，不能因几本书便将整个图书室取消，这岂不因噎废食！”傅问：“那你看什么书？”当时罗正读楚辞，就举出一堆书名。在讲到郭沫若写的《屈原》时，傅说：“这本书可以看！”罗正为校长的倨傲愤愤不平，立即反问：“你说共产党的书不能看，为什么又可以看郭沫若的书？”傅语塞，顿时恼羞成怒：“你是哪里人？”答：“甘肃人！”傅又说：“甘肃就没有一个能读成书的，你读什么书！”一挥手说：“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有事找系主任去!”傅斯年的学问之高和脾气之大在台湾学界是出名的。他爱训人，好发火，得罪过不少人，许多人恨他。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训”却刻骨铭心，永远不忘，那就是罗锦堂。他默默思忖：傅校长，你凭什么如此小看甘肃人！你如此盛气凌人，不就是因为有学问，有成就，写了不少书嘛。我就要争这口气，写几本书出来，让你对甘肃人刮目相看！于是，这一训，便训出了一个“罗氏系列成果”来。

一年后，罗锦堂参加诗选考试，这正是他的强项，加上挨训后暗自发愤，于是一挥而就，第一个交了卷。恰巧傅校长来巡视考场，见有人这么快交卷，拿起来一看，题为《读杜甫诗后》。诗曰：杜公何为者，坎坷穷途叟。妻子叹绝粮，亲故伤老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时时忧黎元，四海常奔走。举手射天狼，翻身摘北斗。非图身安乐，但畏国衰朽。三吏与三别，生民病苦久。旅食住京华，难为狮子吼。鸿鹄志不伸，吟诗百千首。以此警愚顽，声名万代有。

傅校长读后问台静农：“诗写得好，这学生是谁？”台大笑道：“这就是你所说没有读过书的那个甘肃人！”傅斯年也跟着哈哈笑起来，连说：“忘记了！忘记了！”这一来，倒是对这个甘肃人印象深刻了。过了一年，罗锦堂当选为台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傅斯年对他更为垂青，凡是罗组织的活动，有请必到，要多少经费也照批。罗由此又一顿悟：一个人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不争气啊！

1950年，傅斯年出席省议会，谈论台湾大学经费拨款事宜。有的议员认为台大开支较大，提出缩减。傅据理力争，不仅得不到支持，还引来一些人的反对之声。傅极为生气，因过于激动导致脑溢血发作而当场辞世。罗锦堂闻讯后，立即带了一群学生，会同校领导赶到会场，将傅校长遗体护送至殡仪馆，同时组织学生印制了三千多张傅斯年遗像发给同学们和送葬的来宾，并以学生会的名义建议将傅校长葬在台大校园一角，取名“傅园”。当即得到出席追悼会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等人的支持，四十多年后，今日之傅园，林木葱茏，环境幽雅，成为台大一景。当时有些师生不解，为什么罗锦堂对傅校长如此情深，而以前他把你训得好惨。罗锦堂说：“第一我钦佩他的学术成就；第二敬佩他为台大尽瘁之功绩；第三感谢他那一训，训出了我的志气，催我发奋，让我以成果争取别人承认。”

罗锦堂逐渐有了名气，一天，监察院长于右任找来监察曹启文问道：“最近《大陆杂志》连载的《读曲纪要》，文字流畅，见解独到，很有文采，看来是位资深的学者写的，但又听人说，他是甘肃人，则否请他来谈谈。”曹找到罗，传达了于右老之意。罗锦堂觉得同大官交谈，很拘束，便借故推辞了。第二次又来请，罗说：“我怕见大官，请转达于右老，感谢赏识，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他的期望。”曹启文说：“于右老几次请你，难道还要他亲自来台大宿舍看你不成？”罗无奈，只好到了监察院。可副官要看名片，罗没有，副官说不好通报，罗掉头回去了。于右任得知后，第二天派专人接来罗锦堂。于右老见到罗锦堂，竟忘了拿手杖，亲自出来迎接。啊！这罗锦堂原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何况还是个西北同乡！大喜。两人第一次交谈便有投合共鸣之感，于是约定每周见面一次。两人年岁相差几代，但思路十分融洽，每在一起便谈笑风生，经常废寝忘食尚觉言犹未尽。日久便成忘年之交，无话不谈。

罗锦堂先生著《南曲小令谱》

1960年，罗锦堂新婚之夜，天未亮，忽闻叩门声，披衣开门，原来是于老的副官，说于老彻夜未眠，着衣读曲，其中有一作者自号丑斋，不知何人？罗锦堂当即回书曰：“丑斋乃元曲家钟嗣成之号，因其貌不扬，故丑斋自号。另有徐再思喜食甜品，取名甜斋。贯云石爱吃酸品，取名酸斋。”从此，于右老对罗锦堂更为器重。他经常对这位年轻人说：“为学者之有成，必先清心寡欲，经得起冷落，无急功近利，方能学有所成，终有收获。”于老爱护后生之殷殷情怀，使罗锦堂终身难忘，愈益坚定了一生不旁骛，对准成果进取之意念。而于右老为人之虚怀若谷，真挚热诚，超凡脱俗，冰清玉洁之风范，以及书法之神逸潇洒，更使他肃然起敬。四十年来，罗一直将于老亲笔题名之照片轩置于台前，时时以于老之教诲自勉，以成果报答于老之殷切期望。

罗锦堂先生著《北曲小令谱》

到台大后，面前站着这么多令人仰视的学者，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则是郑骞教授。郑原是燕京大学著名古典戏曲学家，他写的《北曲新谱》、《李师师流落江湖道》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罗锦堂发现他平时虽少谈笑，寡交游，正因此，所有时间都潜心研究学问了。他家藏书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常常能在郑老师的书架上面看见。他性格内向，木讷，一般人觉得和他在一起无话可说。但罗发现，若向其请教，他会热忱作答。罗锦堂掌握了这一特点，每次找郑老师，先将要请教的问题一一列出，见面后便展开问答式的交流叙谈。无需客套，没有闲话，目的明确，问完即止。真是高质量，高品位，高效率的交流。罗锦堂的本科毕业论文《马致远的作品研究》、硕士论文《中国散曲史》和博士论文《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等三项成果，从课题、研究方法，都得力于郑老师指导。至今谈起恩师来，敬重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无郑老师帮助，难有三士（学士、硕士、博士）、三果（三本专著）的成绩问世。

于右任先生为罗锦堂先生题字：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此碑现存于陇西县仁寿山上）

法国伏尔泰曾说：“欧洲贵族和商贾，凡在东方有所发现，只晓得搜求金钱、财宝，而哲学家倒是在那边寻着一个道德的世界。”德国大诗人歌德，“则想在中国找到一个文学的新世界。”

歌德看了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和戏剧《花笺记》、《玉娇梨》等作品后，写下了《中德四季与黄昏合咏》（十四首），并激动地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小说，当他们已经有小说时，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中生活呢！”歌德还说：“我们德国人如其不从我们自己的环境狭小范围内里向外观看，我们当然很容易陷入于玄学的自负，因此我很喜欢怀顾其他民族，并劝告无论何人也应当像我这样看。”罗锦堂《歌德与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关系》。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文学史上不乏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如罗锦堂在《中国人的戏剧观》中所写：本身不喜欢戏剧，而又偏偏专门研究戏剧的人，近人有王国维、潘光旦，以及郑骞先生等。然王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潘对于音乐戏剧，虽不厌恶，至少，从没有表示过爱好，昆曲，生平只听过一次，京剧生平看过两次，还是别人拉去的；郑骞先生也难得看一次戏，更不曾与任何伶人有亲密的往来。然而，王氏宋元戏曲史之作，掀开了中外学人研究中国戏曲的新纪元；由于潘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伶人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郑先生的北曲新谱，而予我们以研究曲律的正确指南。凡此种种，都是不爱看戏，不会玩弄乐器的人所作出来的丰功伟绩。再就我本人而言，既不会唱京戏，也不懂拉胡琴，更没有天天跑剧院、捧角色的雅兴，但是将近二十年来，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戏曲的研究上。

无独有偶，兰州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研究所所长赵建新先生，平生也不爱看戏，但是他在戏曲研究方面却也成果累累。

这些，都是偶然的现象吗？

也许，戏剧演出、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研究虽然都与戏剧有关，但三者毕竟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律；不同禀赋的人，兴趣不同，着眼点便不同，各自用功的范围便也不同。但是，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把戏剧这一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一次次推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文/王长华）

罗锦堂先生著《中国散曲史》

罗锦堂找到的另一位高手是主办台湾最高学术刊物《大陆杂志》的董作宾先生。《大陆杂志》上许多高水平的文章使其受益非浅。一天他突发奇想，古人十多岁便能写出像《滕王阁序》那样脍炙人口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敲《大陆杂志》的门呢？于是他去拜访董作宾，谈了自己读《大陆杂志》的感受。董高兴地问，你写过什么文章？答：写过一些读书感想，但从未发表过。董说，可以送来试一试嘛！他即选了一篇《读琵琶记》给董送去。几个月后竟发表了！成了罗锦堂的处女作。世界上许多事情在你未能实现之前会觉得神秘，高不可攀，但重要的是敢于“第一次”“试一试”，一旦成功，往后胆也壮了，方法也多了。从此罗锦堂连续在《大陆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向高手求教，这可是罗锦堂走上成功之路的绝招了。倾慕高者，在自己的脑海里塑起一座巨人的碑林，经常进行自勉，的确为成功之良策。

孔子的《论语》与修身

2006年中国国庆七天假日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女教授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了七节《论语》心得。始料未及，奇迹出现了：《论语》立时成为全国街头巷尾议论、各大网络论坛、大小报刊的主题语。一个月后，《于丹〈论语〉心得》出版，书店前出现数公里长龙争购，一个月便售出了一百多万册。这令中国领导层乃至哲学、文学、艺术和海内外传媒界深感惊讶之余，纷纷议论探讨：为何这两千多年前的古文，竟对如今中国老中青年，突然产生如此巨大之吸引和震撼力！

其实，在此之前，罗锦堂就对《论语》有所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王书林写了《论语评注及异文校勘》，请罗作序。这促使他研究了一次《论语》，写就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序言，不少观点受到学术界重视。

为此，罗锦堂于2007年4月20日，应邀在檀香山华人茶会上作了“孔子的《论语》与修身”的讲座。

罗锦堂先生与张学良将军

为何我们的先哲几百年前便有“半本论语治天下”之评说；为何胡适先生说“中国最早出名，而且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便是《论语》”；为何许多东西方有远见卓识之大学者说“论语的影响超越时空，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读者都深有意义”；为何据日本学者统计，全世界评价《论语》的论作已达到四千种之多，而在它的祖国，在被冷落了百多年后突然又闪射异彩，喷发而出？

罗锦堂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典故，为大家讲述《论语》的理论思想精华，及其对二千年中华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当今中国出现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热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海内外中国人如何从中获得自身和国家民族的思考、挑战与对策。

罗锦堂先生在讲座中将《论语》的精华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浓缩：

文学的情趣。由于《论语》自南宋朱熹以来，被列入四书五经之内，因而读《论语》的人，只把它当作圣人的经典看，遂忽略了他的文学情趣。我们看他运笔之灵活，结构之紧严，以及辞句之精粹而言，都是后世散文的典范。我们读了，不但有高超的文学情趣，而且也可以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使读者自信在古老的中国，也有一个更圆、更大的月亮！

例如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即学而篇的子禽），怀疑孔子一定有些特别的学问，不传给门人，而传给儿子；于是就向孔子的儿子伯鱼（即孔鲤）道：你在你父亲那里，听到过特别的教诲吗？伯鱼道：没有呀！但有一次，我父亲独立在厅堂上，我在中厅走过。我父亲问我:你读过诗了没有?我回答:没有!我父亲就说，你不学诗，就不会讲漂亮的话与人应对！于是我就回头读起诗来。另有一天，他又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放开脚步，走了过去，他问我学过礼了没有？我也回答说没有！我父亲说，你不学礼，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我回来又开始学礼。我私下所知道的就这两件事情。于是陈亢回到房间后大为高兴，而且得意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样知识，一是知道学诗，二是知道学礼，三是知道一个君子之人，对待儿子和对待其他的学生，并无不同（《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由此可见孔子的大公无私。

哲学的修养。在论语中，虽然多是日常生活的谈话，但在谈话中，却含有高深的哲学思想，以启发我们的才智。它往往把周密细致的哲理，夹杂在美丽多趣的文字中。例如在《子罕篇》中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几句话，简单明快而富有诗意，令人毕生难忘。由于孔子走到河边，看到河中的水，日夜不停地流动，因此而感慨岁月不居，时光不再，藉以勉励弟子们及时努力。犹如《易经》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样，不过孔子在这里却以流水取譬而已！后来如李后主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都是受了孔子的那句话而延伸出来的。

罗锦堂先生著《行呤集》

宗教的观念。在论语中，涉及宗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而孔子本人，无论讲学论道，只谈人事，不说鬼神，所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第七）。是说孔子不肯随便谈论虚无缥缈、无徴不足信的事，如木石、山精、水怪之类。其次，孔子施教，主张以仁义感人，不主张以暴力服人，所以不谈论勇力之事。至于如小而反上，子弑父、臣弑君之类的事，孔子更深恶痛绝，不忍去说。另外类似后世求神、问卜、掷筊、抽籖等类的事，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所以也不谈。但对去世的先人，他主张应该慎终追远，不忘祖德；所以在祭祀鬼神方面，一直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却不涉及任何迷信。

钱穆先生曾说：“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与世界各大宗教，并无大异。”（钱穆《论语新解》经钱先生这样一说，我们才明白，孔子虽非一宗教主，但与其他的宗教主比较起来，并无大异。所以凡遇大事，孔子及常说到天命。记得有一次，孔子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学生子路请求向鬼神祷告。孔子问子路，有这样的说法吗？子路说：有的！在从前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我早已祷告过了！（《论语·述而篇》第七）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反对向神袛祷告的这一古代习俗。

孔子除了相信向鬼神祷告外，还经常喜欢言天命，认为人生在世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孔子以为人的财富，也是命运的安排，与能力的好坏，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意思。

最后再引一段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对洋学者大谈孔子学说的情形。据说当时有一位洋学者访问他，这洋学者本来想刁难他的。寒暄后，开口便问：四千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为什么现在仍然适用？章太炎是个聪明人，鉴貌辨色，当然知道他的来意，便依照他所说的年代，面带微笑地对他说：四千多年前（？）一加一等于二，四千多年后，一加一，仍然等于二，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孔子的学说，仍然适用于今日了！这位洋学者，听了愕然，诺诺而退（杨炳暄《檀报·章太炎趣事一则》）。如果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也就借用章太炎的话以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