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体系之一,因处于越地而得名,其制瓷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北宋中期开始,越窑的制瓷工艺便停滞不前,且出现衰退的迹象。北宋晚期则是越窑的衰退时期,此时,越窑的中心窑场只有10余处,其他地区的窑址也寥寥无几,生产规模大大缩小,产品质量急剧下降。至南宋初期,除低岭头、寺龙口等窑烧制部分宫廷用瓷和民用瓷之外,鲜见其他同时期窑业遗存。因此,传统观点认为,越窑衰落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停烧。
至于越窑为何衰落的原因,长期以来,各类专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由于吴越国政局改变了贡瓷政策,导致越窑青瓷的产销减少;有人认为,宋代盛行“斗茶”的风气,使产于福建的建窑黑瓷茶盏取代了越窑青瓷器,其他如汝窑、定窑、钧窑、官窑和龙泉、景德镇的瓷器,不仅数量大,而且成本低,从而造成越窑青瓷的衰落;也有人认为,南宋时北民纷纷南下,使绍兴一带人口激增,更多土地需要用来种粮,窑场用地相应减少;还有人认为,由于南宋茶叶的市场需求量很大,外销茶叶已成为增加国库收入的重要物产,种茶收入高于制瓷业收入,于是许多坡地陆续被用来种茶,大量窑场被开辟成为茶园。所以,越窑青瓷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其实,导致越窑青瓷盛极而衰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上述讲到的部分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比如,大多数窑场建在坡地,与水稻种植没有很大的矛盾;饮茶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越窑青瓷产品不可能仅仅因为“斗茶”习俗的改变而被取代。至于越窑青瓷衰败的政治原因,也是站不住脚的。没错,吴越王钱镠(852—932)为了保持对北方中原王朝的进贡,曾经命令越窑青瓷烧造大批贡瓷。进入北宋以后,钱镠成为其属国,而“赵宋诸帝力戒奢侈,禁用金饰”,于是越地贡瓷数量大幅度减少,导致越窑青瓷日益衰落。”事实上,越窑青瓷不同于汝窑等官窑,维持越窑青瓷生产主要依靠民间的购买和海外出口,虽然越窑青瓷也承烧了部分贡瓷,特别是在吴越时期,但越窑青瓷的经营仍为民间经营,越窑青瓷的产品也面向民间销售,越窑青瓷作为民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既然是民窑,那么越窑青瓷受统治阶层喜好的影响就不是很大。
诚然,各地窑场的兴起加速了越窑青瓷的停烧,但并非越窑青瓷衰落的直接原因。因为各地窑场的兴起多在北宋晚期以后,而这时越窑青瓷早已开始走向衰落。从越窑青瓷衰落到元代以后景德镇窑大量出口之前,越窑青瓷的出口规模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在海外市场根本没有竞争对手。
归根结底,越窑衰落的真正原因应当是资源和能源问题。窑场的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的瓷石原料,尤其是越窑鼎盛时期,连匣钵等窑具都是瓷质的,且一器一匣,这大大增加了瓷土的使用量,使得后期无土可用。
此外,龙窑所费木柴数量巨大,长此以往,难以为继。据记载,唐代,每座长度在10米左右的小型越窑每次烧窑需用木柴170多挑(1挑约合50公斤,共约8.5吨),一年以烧窑10次计,用木柴约85吨。规模较大的越窑长度多在40—50米左右,消耗340—425吨木柴。如此巨大的耗柴量,必然对周边生长缓慢的松木实施大规模砍伐,而宁绍地区多属平原丘陵地带,森林面积本来就较小,制约着越窑青瓷长期大量稳定的燃料供应。这是其一。其二,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85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85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不利于越窑青瓷周边森林资源的恢复。同时,江南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宁绍地区的森林破坏。
陶瓷生产在古代说到底还是资源依赖型产业,窑场的区位选择绝大多数都是处于瓷石和森林资源丰富之地。对越窑来说,唐中晚期开始至北宋早期的鼎盛阶段,前后大概四百年不间断地消耗着有限的瓷石和木柴,使得北宋中晚期开始缺瓷少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时的越窑就像一个既缺米又缺柴的巧妇,烧不出饭来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目前普遍认为越窑至南宋时已停烧,但这不意味着越窑的窑业生产就此彻底销声匿迹。虽然瓷土和森林资源日益枯竭,但仍存在着一定量的瓷土和木柴以供部分窑场继续从事生产。或者有些窑场转而生产当地所需之砖瓦也是极有可能的,兼而生产一些质量较差的瓷质生活用具以及冥器,上林湖便出土有明嘉靖年间的青瓷墓志罐,说明当时的上林湖地区仍有窑场在从事生产。
最近在上虞傅家岭窑址发现有元代烧窑所留下来的部分标本(见图),带有明显的龙泉风格。出现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遗留在上虞的越窑窑工按照当时社会流行趋势和大众审美观而生产的龙泉型瓷器,以满足市场需求;二是有部分来自龙泉地区的窑工迁移到了上虞,并按照他们的方式生产了一片瓷器。估计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从遗址所得标本来看,大多瓷片胎质粗劣,且采用刮釉叠烧的方式,质量较低,当以民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