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它自成一个文化体系,激发了人们深深的好奇心:此前毫无历史文献记载,此后也无相似文化的衍化与发展,三星堆难道是天外文明的产物吗?虽然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推测,但是,结合现有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成果,好多说法也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关于金杖属于王权象征的说法。令研究者非常困惑的是,中国历来以鼎为王权象征,从来没有以金杖作为王权象征的例子。很多人猜测,这有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文化。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金杖,但用途不一。普通人有用金杖者,如《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三“金杖应门”引《搜神记》云:“汉文帝尝微服,怀金过鲁少干,少干拄金杖出应门。”佛家有金杖,又如《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三“金杖”条引《三石遗事》:“佛图澄死,所持金钿杖内棺中,后开棺视之,唯见金杖。”最有意思的是,北魏时期的高车族,也以金杖作为礼物赠送中原。如《魏书》卷一百三记载高车族通北魏事:“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又奉表献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这说明,高车族是将金杖作为珍贵礼物看待的。高车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始称“狄历”,到汉代称“丁零”,魏晋南北时称敕勒,其始祖属羌人。而羌人居住地,主要在古蜀国地区。古蜀国的金杖,是否与羌人文化有关呢?如果确实如此,金杖就没有王权象征的意义。
关于青铜神树。Ⅰ号大型铜神树上原来有铜铃、圆形饰件、龟背形饰、扇贝形饰、箕形铜饰等。全树共有9只鸟、27颗果实与铃牌、金叶、玉器等装饰品;树叶全部镂空,沿着树干向下爬着一条蛟龙。研究者认为,这与古代记载的 “若木”、“建木”、“扶桑”树有关,是蜀人祭祀时引导祖先或神灵的“天梯”。但问题是,这个出土于二号坑的神树,并非是三星堆遗址中唯一的,而是还有被人为破坏的其他两棵神树。这仅仅是我们发现的其中三棵。根据历史经验,古蜀人不可能只有这三棵神树。那么,这些神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如果仅仅是作为祭祀引导神灵的“天梯”,为何有如此之多?树上的鸟有何寓意?9和27有何寓意?
《周礼》卷二十六:“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唐贾公彦疏引《易纬·通卦验》云:“冬至日,置八神,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影,如度者岁美人和,晷不如度者岁恶人伪,言政令为之不平。”又云:“神读如引。言八引者,树杙于地,四维四中,引绳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视日审矣。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尺二寸则月食,退尺二寸则日食。”从这里分析,研究者将神树理解为祭祀之物,似乎没有问题;“神”即“引”,将其理解为“导引”,似乎也没有问题;但据《周礼》的解释,此“神”与“表”,当是为了“观日影”之用。根据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有太阳象征意义之说,青铜神树似乎更像是古蜀人用来观测日影的工具。
关于“纵目”。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青铜面具,大多“纵目”或凸睛。研究者认为这种高鼻深目之人,应该是西方迁徙过来的人种。但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即这种形象未必是当时人的真实形象?古人总爱将祖先形貌神异化,如《白孔六帖》“形貌”条记载了很多异象:白圆首方足、深目豭喙、睅目皤腹等等。柳宗元《与杨诲之再说车敦勉用和书》说:“若果以圣与我异类,则自尧舜以下,皆宜纵目邛鼻,四手八足,鳞毛羽鬣,飞走变化,然后乃可。”这里透露了几点信息:第一,纵目邛鼻实际上是传说中的形貌;第二,邛即古蜀国地,“纵目邛鼻”显然指的是蜀人形貌,但也仅仅是传说中的蜀人形貌。由此看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与纵目形象,也应该是传说中的蜀人祖先形象,而非真实相貌。扬雄《蜀王本纪》称“蚕丛纵目”,或与此有关。
关于“太阳形器”或“轮形器”。三星堆祭坛坑出土了四件轮形器,均为青铜铸造,状似车轮,中心有五条轮辐与外径相连。有人认为是古蜀国战争或祭祀活动的盾牌,大多数人则认为是太阳崇拜的产物。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轮形器是天文观测仪器(如日冕,可能与五行、河图洛书、五大行星有关)。彭元江认为,轮形器是太阳回归年之具象物,与十月太阳历有关(《文史杂志》2010年1期)。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还应该注意到,除了五条轮形器,出土的图像中还有四条轮辐的形状,这应该如何解释?
三星堆文化还有数不清的谜团,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不敢妄下结论,仅仅提出自己的疑问与思考,供大家讨论。无论如何,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值得我们不断去探寻其中的奥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