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十七帖文徵明朱释本
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
为王羲之草书信札的汇帖,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有刻本流传,共二十九帖。传世《十七帖》当以唐弘文馆本系统为最佳,较为真实地再现了《十七帖》原卷之貌,其特征为文末有“敕”字及题记。其馆本系统中,当以文末题记“僧权”二字半刻本为优。此本为十七帖最为著名之版本,是“僧权”二字半刻本,其传承有序,历代著录,原为元赵孟頫旧藏,知此当宋拓无疑;1994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安思远以6.6万美元所得。
到今天为止,有记载的古籍流通史大约有3000多年,拍卖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在拍卖出现之前,图书的流通手段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直接的买家与卖家接触,买卖方式不外乎摆在门面或者私下交易。近代产生拍卖之后,书籍,尤其是所谓古书、古董书的流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古书拍卖的历史
从世界史来看,拍卖业起源很早,但真正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很有意思的是,当今世界上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两大拍卖行,一个是索斯比(又译为苏富比),另一个是佳士得,都是从古书开始的。
18世纪,英国有个大书商叫塞米尔·贝克,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书商。1744年3月11日这一天,他在伦敦考文特花园酒店组织了一场拍卖会,拍品全部是图书。这批书是约翰·斯坦利爵士的,当初拍卖并不像今天这么规范,从低往高来加价,直到最后没有人再加价了,书就归出价最高的人。塞米尔·贝克用10天的时间拍出去457本书,拍卖金额为876英磅。这个英国大书商去世以后,个人财产全部留给他的侄子约翰·索斯比,约翰用自己的名字来给拍卖行命名,这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一大拍卖行索斯比(苏富比)的来由。
今天艺术品拍卖在国际上已有200多年历史,但古书拍卖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古书拍卖相对于字画、瓷器而言,古籍拍卖一直是艺术品拍卖范畴中的小众。古书虽然是拍卖行的起源,却没有从市场价值的角度走到今天的最前列。
真正以古书为拍品的第一场拍卖会,是1993年9月22日中国书店做的,当时的叫法是“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拍卖目录没有图片,印得也很简陋。这第一场古籍拍卖,并不规范,这时候的中国书店实际上还没有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所以严格来说属于一种竞买会的形式。分类也很特殊,共七大类,即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书、清朝的奏疏及国书、民国时期的旧书及期刊、伪装书、解放后的旧书、国外版的旧书、旧唱片,这种分法跟今天的拍卖公司截然不同。这场拍卖应该说是中国古籍拍卖的雏形。
国内第一场正规的古籍拍卖是1994年秋天的嘉德古籍专场。同时也从这年开始,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大拍的做法,直到今天。国内其他拍卖公司也基本按照每年春秋两季大拍,中间再穿插一些小拍中拍,古籍拍卖从此开始走入一个规范化的状态。
拍卖推翻上千年的藏书定式
拍卖出现之前,不管是私人藏书还是公家藏书,除了自己印、抄,得书的渠道不外乎从书店、私人手里购买,或者是捐赠,从古到今没太大变化,而且价格是私密的,不为外界和大众所知。而拍卖则使古籍交易的价格公之于众,成为可以共享的信息。
拍卖刚出现的那几年,古籍拍卖的估价和底价,比当时的市场价格平均贵8到10倍,所以最初一般的买家都不认可。我跟图书馆界的朋友聊过天,在1993年和1994年,他们都认为这个价钱不能接受,因为那会儿图书馆经费远不如今天充裕,所以图书馆基本不参与拍卖这个行当。
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随着价格的升高,当时的很多好书逐渐集中到拍卖行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结果?后来冷静地想了想,觉得有我们特殊的原因。1949年解放到1954年公私合营,大量古书归了一些公共图书馆,但1957年之后,尤其是到1966年之后,基本上公家买书也就很少了。那会儿书店有收购功能,他们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古书库存。后来一旦放开以后,这些库存大量地出现在市场,那些价钱按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贱烂如泥”。
拍卖场的价格远远高于图书馆的收购价、书店的收购价,私人藏家突然间发觉还有这样一个卖书的渠道,就把当年“文革”中抄家退赔的一些书,当然指的是善本类的,大部分给了拍卖行,这样拍卖行就变成好书的集散地。买书者也在调整心理,比如说我慢慢地意识到,市场上的拍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不认可没关系,只要有别人认可,这就叫市场,就像黄裳先生的那句名言:想得好书的唯一渠道就是花大价钱。从1995年、1996年开始,拍卖逐渐成为古籍买家得书的主渠道。大约在1996年左右,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也开始关注拍卖场,印象中当时国图善本部的李致忠先生就曾带队到预展去看展品、参拍。图书馆界终于意识到拍场是图书馆补充馆藏的渠道之一。
在市场的逐渐形成及价格的不断调整中,不管是私人藏家、公共图书馆,还是其他买家,都逐渐把拍卖视为一个重要的得书阵地。卖家也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其收藏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买卖双方共同找到了拍卖这个中介。我们的古籍拍卖虽然只有这么短的一段历史,但它彻底推翻了上千年来得书的思维定式。今天,随着拍卖行业的深入和发展,很多拍卖公司意识到了市场的潜力,纷纷开辟古籍善本专场,这些举措在中国书籍的流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书以稀为贵
古书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有限性。
从投资或者收藏的角度来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物以稀为贵。比如某书是“孤本”,代表了稀有度、珍贵度。古书的稀有性让买家蜂拥进入这个行业,他们把它形容为一口可以舀干的井。虽然我们说有上千万册的古籍留存至今,但实际上这里面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古书肯定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即使馆际之间的流通。
宋拓黄庭经
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
原石久佚,王羲之书。此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一石所拓,为宋拓单刻帖。后代多以此刻翻摹,见《明停云馆帖》中存。此本原为明王宠、陈淳旧藏,民国间归裴景福壮陶阁,又归广东李启严,后见于1992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安思远以9.9万美元所得。
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古籍拍品的质量下降速度很快。数量是越来越大,质量是越来越降,价格是越来越高。比如说一部明版书的价钱,如果说以前三五万,现在平均上涨了十倍。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古书收藏和其他门类不同的地方。字画和瓷器的换手率都很高,而古书收藏毕竟跟文化的关系更直接,往往买家买到之后放在家里头不拿出来。很多古书藏家,喜欢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除非有重大变故,才会拿出一些东西。好的一面,是起到了市场稳定剂的作用。坏的一面,就是容易使市场枯竭,市面上没有好的货源。
古籍拍卖的意义,我认为好处首先是使人们正视古籍,认识到古籍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一个老乡家,从做鞋底的鞋样儿中找出了一本《永乐大典》。如果知道国图刚花了八百万买了一册《永乐大典》,我想他肯定不拿来做鞋样子了。拍卖对古籍是一种间接的保护,让人们知道古籍的价值,开始珍惜它。虽然我们不可以用贬义的话来说叫“小人喻于利”,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利益的驱动确实很有用,没有人会再把一个有着巨大经济价值的东西毁在自己手里。
第二个意义就是促进了流通,尤其促进了文物的海外回流。像上图买到了翁同龢的收藏,这是很重要的事件。比如国图现在买到陈澄中的收藏,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财富有极大的作用。又比如上博买《淳化阁帖》的宋拓零本……这一切都是源于拍卖。
只会买贵少有买假
相对而言,各艺术品拍卖门类中间,假货最少的就是古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古书还没有达到历史上真正的价位。我们可以从古人的一些成交纪录中看到,在古代的各种艺术品中间,一些古书的价格属于最贵的一类,远远高于瓷器字画。第二个是古书难以造假。字画造伪古已有之,而古书因为造假成本太高,不利于赚取暴利。一部书首先得从造纸开始做,造古纸有很大费用,从牟取利益的角度来讲,这么多的纸能造出好多张古画来,但如果伪造书的话,可能只能造出一本,而古画的利润要远比古书高。所以他得了古纸,没必要去造古书。更何况伪造古书还需要老墨、雕版,一系列工本下来,远远高于可预期的利润。今天能见到的古书伪品,大部分是古人所为,这些所谓的造假,也只是以明充宋,撤序撕跋,或者更改卷数等等。当然我所说的伪书是从版本角度来看待,并非古人从思想内容上伪撰一部书,那是另外一个学术范畴。
宋拓群玉堂帖本千字文
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之一
原石久佚,为宋韩侂胄所刻丛帖,计十卷。传世无全本原刻,见有翻刻。此册为全帖卷四,宋拓孤本,无相同卷次流传。另有其他卷次分藏故宫、吉林等博物馆,皆残本。此帖宋印,又归明文征明,历代著录,流传有序,民国时期经谭敬、陈仁涛收藏,又归李启严;李氏所谓“群玉斋”即此。谭、陈二氏印见于其藏宋拓孤本柳书《神策军碑》中。此本之珍贵,其为此刻帖唯一单卷全本,故可单作一帖而存。此本后见于1992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安思远以31.9万美元所得。
古书这个门类逐渐受到一些投资家的追捧,第一个原因,他们把这一块视为价格洼地,跟古人相比,古书与其他艺术品价格倒挂;第二个原因,几乎没有假货,只会买得贵了或便宜了,不太可能买假了。古书这个行业因此进来很多投资家,我们在这儿不去评论这个事情的好与坏,只说这件事情对市场的影响很大,在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能看到古书的文物价值。大家知道,按照善本标准“三性九条”的定法,古书有自身的学术资料性和文物价值性,还有它的艺术代表性,作为投资来说,他们就只看它的价格因素。这一点对市场冲击很大,但是无可避免,因为在一个商品社会,我们无从甄别哪些人是收藏,哪些人是投资,哪些人是投资和收藏兼顾,这些不是我们所能管得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