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投江与“爱国”何干?
鄢烈山
国人已为“文革”中偷渡出境的马思聪先生平反,洗刷了倾泼在他身上的“叛国”污名,为什么不为屈原大夫摘掉强加在他头上的“爱国”帽子呢?这所谓的“爱国”与“叛国”,虽褒贬如隔云泥,“其道一也”:以是否宁死不离国土为标准。好比由同一条定理演绎出的两个推论,一个用肯定判断句式表述,一个用否定判断句式表述;定理既不成立,两个推论都应推翻。
这不是无事忙。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独吟泽畔的屈原先生,虽不想管身后是非,但是斜阳古柳炎黄庄,负鼓盲翁未终场,慷慨激昂讲“爱国”,句句屈原是榜样!
屈原何尝以是否离开楚国作为判断人生价值取向高下的标准?伍子胥也是楚国人,为昏君楚平王所逼流亡吴国,在吴国为相,并借兵报楚王杀害父兄之仇。屈原无一辞斥责过他,倒是对他不幸的结局表达了“物伤其类”的深挚同情:“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即‘用’),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举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
在屈原那个时代,贤能之士在“四海之内”(即今中国大陆)择主而辅习以为常。屈原何曾独怀偏执,认为只有诸侯国之一的楚才是覆载他的天地?在屡遭挫折、壮志难酬之际,他何尝未想过离开楚国去别寻明主一显身手?一部《离骚》,自“增(连连)歔欷余郁悒兮,哀朕(我)时之不当(遇)”,以后有一多半篇幅,都是描述他上下寻找出路的心理活动。结论是(“乱曰”):算了吧!既然楚国无人了解我,我“又何怀乎故都?”他之所以投江,并非要为谁殉葬,而是因为他对整个人世绝望了,不堪孤独感的重压。这在他的绝命诗《怀沙》里讲得很清楚:“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世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辞),愿勿爱(惜命)兮。”
事实上是到了本世纪,屈原才被戴上“爱国”的高帽子。在此之前,封建士大夫赞赏的是“他”的忠君,就像赞美“伍子胥”忠于吴王一样。“忠君”不行时了,于是有人给他换上了“爱国”的时装。(但郭沫若等人的借喻除外。郭沫若的屈原不是历史上的屈原,而是凝聚着中华民族抗敌御侮情感的艺术再创造。)这种以宁死不离楚为标志的所谓“爱国”,揭穿了就是“忠君”,绝对地效忠。翻开我们的教科书,关于屈原的章节,篇篇不离“爱国”,但不知,假如屈原是个剧作家,成功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出昭关》,将怎样给他作操行鉴定?
何须加上什么美名,屈原才能垂范后世?万世辞宗不待言,他那种忠于理想和信念,心之所善九死不悔的坚贞品质,正如司马迁评价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然有理论新星责备他把希望寄托在明主知遇上,缺乏“独立人格”,但“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直斥楚王的昏聩无信,比起当代的“娘打儿子”论者,毕竟奴性少得多!他直言敢谏,品格不仅高出宋玉、景差之徒,更远胜于当代那些卖论取荣、享用“歌德”专利的专家!
最后,我很惭愧地坦白:我反感把“爱国(实即愚忠)”的恶名加在屈原头上,也不一概反对出国,但缺乏“超前意识”,并不赞成彻底淡化国家与民族观念。据《深圳青年》杂志创刊号介绍,“第四代人”的特点之一,是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淡薄。不知“第四代人”能否帮助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更新观念”,说服他们取消在美居留、打工的限制,让我们都去分享他们的富裕,捞它一轿车洋货回来?
(原载《现代作家》1989年第5期,原题《为屈原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