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歌手杨光又忙了起来,不是参加更多的商业演出,而是走进大学、首钢、军营和少年犯管教所,去那里举办“有阳光,不要怕”讲唱会。杨光日前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他说:“中国歌手的悲哀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有人是出名就是挣钱,挣完钱就花使劲享受。而出名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接触过去很多接触不到的东西,会上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舞台,这是一个拔高。而你的能力能否配得上你的身份?”
“做完公益比我做多少演出挣多少钱心里还痛快”
北青报:你怎么想起举办讲唱会的?
杨光:我自从走入大家视野以后,发唱片、开歌友会、演出,特别忙,这些事儿忙多了以后,说实话,自己就有点麻木。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后来我做了很多公益的事儿,比如说帮一盲人四兄弟攒了他们盖房子的钱;还有一个卖煎饼的大哥,他为女儿治疗癌症,他不接受社会捐助,就靠自己卖煎饼,我就找大家吃煎饼,买了两万块钱的煎饼请大家吃,就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我做完这些心里痛快,觉得比我做多少演出挣多少钱心里还痛快。现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也不见得非要从经济上去帮助,精神上的帮助也很重要。我自己在别人眼里就是弱势群体,但我在事业上的成功,让别人认为我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了。好,我就用我的亲身经历和你交谈,让你去感同身受,让别人从我的身上得到一种力量。因为娱乐给人带来的毕竟是短暂的听觉或者视觉的刺激,而过后便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是你用你的语言讲自己的经历,可能有时候会植入人心很长时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儿。杨光讲唱会,阳光是什么呢,是我生命中一个希望,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看见太阳升起来了,心情就会豁然开朗,所以我这个讲唱会就叫“有阳光,不要怕。”
我每一次都会准备所要讲的内容。军人和大学生是比较容易深入到你的讲堂当中,很多观众听完后会很感动,但下一步我们要面临很多企业,内容还要做大的调整。
“我不需要在我的艺术的前面加上一个"盲人什么什么家",这对艺术是一个亵渎,对我的艺术追求也是一种亵渎。”
北青报:你是怎样喜欢上唱歌的?
杨光:我开始是学钢琴,但弹着弹着发现一个问题,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琴家。人家健全人把谱子那么一摆,看着就能弹,但是我不行,不管我手上的功夫有多硬,我永远比别人多一个程序,要背谱,世界上有那么多首钢琴名曲,我背不过来。弹大跳音时别人能看,我不能,所以不可能保证每次都准确无误。跟交响乐团合作时要看首席看指挥,我也不行。我不想别人因为我的局限而把我划分为一个盲人什么什么家,这对艺术是一种亵渎,对我的艺术追求也是一种亵渎。
我可以学别的。我变声期早,13岁开始变声,那时候唱歌哑哑的,朋友们说我的声音很有磁性。我就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听,感觉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于是就开始跟着录音机学。唱着唱着我就到同学面前给人嘚瑟一下,学校里面还有我爸那些朋友,凡是听我唱过的都说:“这感觉真好。”
我第一个老师判断我是男中音。但错了,跟他学了一段时间,高音唱不上去了。第二个老师说:“完了,学错了,你不是男中音是男高音。”我跟第一个老师学了三年,再改很费劲,第二个老师不能示范,只能教方法,后来我就开始慢慢自己摸索,怎么就唱不高呢?再后来见到哪个老师就跟人家学两招,同时自己听唱片慢慢摸索。
北青报:当时学唱歌的目的是什么?
杨光:我认为艺术跟残疾没关系。我上学的时候,身边就有很多女孩,所以我没觉得视力有障碍我会怎么样。我觉得艺术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让我的艺术降低标准呢?艺术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娱乐,同时也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收获。现在那些娱乐明星唱的歌,第二方面的元素基本上没有。他们弄一首歌,火一年就挣一年的钱。他们那么火我没有异议,但我不想那样。如果我想靠娱乐生活的话,就应该在模仿秀上往死里下功夫。但我不想用那种方式去娱乐,我长得也不偶像,但我可以在艺术上朝我自己的那个方向发展,既然我的嗓子可塑性那么强,我为什么不可以当一个歌唱家?
“我唱歌引来了邻居报警”
北青报:其实你在歌坛已经很有名气了,为什么还要拜师继续学艺呢?
杨光:我觉得,中国歌手的悲哀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唱一首歌就能唱一辈子。在国外,你火了不等于你永远火。在中国,你只要有一首歌火了,就能唱一辈子。一开始我要50万30万,后来人气落了,要不了50万30万了,你要5万10万还能活。所以说中国的文艺圈相对比较容易混。现在演出没那么多了,对演员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苛刻,而且选秀节目这么多,淘汰率也很快。我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别人是出名我就挣钱,挣完钱我就花使劲享受。但出名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接触过去很多接触不到的东西,登上原来想象不到的舞台,这是一个拔高,那么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你的能力能否配得上你的身份?我知道只有真功夫是别人模仿不了的,第一作品要过硬,第二唱功要过硬。
我认识戴玉强老师是一次我俩在怀化演出,他唱歌时我就在台口站着欣赏,这嗓子这唱功,无与伦比。那时候我刚出道,不敢跟人说话,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搭理自己。2009年我们俩一起在江苏南通演出,他一进来就说,“嗯,你唱得不错呀。感觉很好。”我说:“你教我唱歌吧。”他说:“你这么大的腕儿了,我也不敢教呀。”我说:“我就黏上你了,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后来他终于说:“你要真愿意唱就上我们家来玩玩吧。”他这么做我很理解,有很多人成名之后就想找个大腕儿傍着,他不是为了真正去学,是为了在外边作秀,到处说某某某是我老师,其实一共三堂课都没上上。戴老师对艺术那么执着能让我干那种事儿吗?他不让我叫老师,让叫大哥。大哥就大哥吧,后来上过一阵课后可以叫老师了。2010年他说:“以后可以说我是你师父啦。”宋祖英老师问过我这个问题:“你干嘛呢?”我说:“写歌上课。”她说:“你还用上课吗?”我说:“人就像一辆车一样,你光开不修不行,谁能修?老师能修。”
我跟戴老师上课第一感觉是嗓子比以前高了,唱的时间比以前长了。以前能唱一个小时,现在能唱两个多小时,声音明显比以前穿透力强,我们家邻居老打电话报警。邻居说:“你不知道你唱的声有多大呀?你上我们家听听,我拿手机录了你听听。”警察来了看到我都惊了,“呦,是你呀,怎么报警了?”那女的说:“我受不了了,他的声太大了。”
北青报:未来在艺术上还有什么规划吗?
杨光:除了坚持举办100场讲唱会外,继续跟戴老师学习。我还要出一张专辑,让我的学习成果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我认为,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就一定会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收获。我正在朝着我自己确立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