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思远(左)与启功在一起
孙行之
历史上,艺术交易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由一两个古董商界定的。
对于西方的中国艺术品交易来说,安思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名牌古董商。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亚洲艺术品的收藏。今年8月,这位85岁的美国犹太裔古董商逝世,不得不离开他所珍爱的艺术品。安思远没有妻儿,他的巨量收藏最终将如何处置?这引发了人们的很多猜想。
日前,佳士得在上海举办安思远部分藏品展览并宣布:老人生前有逾2000件藏品将由佳士得于明年3月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中拍卖,藏品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地区的雕塑、绘画、家具及工艺品。安思远私人珍藏的专场拍卖将延绵5日,这在佳士得历史上也属罕见。
不过,安思远并未选择将其收藏完全通过公开市场出售。佳士得亚洲区副总裁蒋璐阳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安思远生前早已就自己的收藏做了妥善安排。除了委托佳士得拍卖的艺术品之外,其他的艺术品将捐赠大英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以及大都会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收藏。”但至于究竟委托何人来具体执行老人的计划,她表示:“由于保护委托人信息的原则,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
“朝夕相对”既是安思远与艺术品相处的状态,也是他经营生意的法门。
颇有意味的是,古董商安思远没有如很多中西方的大藏家那样,将自己所有的艺术品归于一处,然后在一个机构的门楣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而是选择了为它们各自寻找归宿。他的一生,见证了无数珍宝的颠沛流离。或许也正因于此,他才感到,艺术品不会永远属于个人,“散落四方”才是最终归宿。
与艺术品“朝夕相处”
“如果你无意于与这件作品朝夕相对,那就千万不要收藏这件作品。”安思远的这句话道出了自己对待艺术品的态度。“朝夕相对”这既是他与艺术品相处的状态,也是他经营生意的法门。
2011年,第一财经频道《艺术投资》栏目制片人项立平曾经过多方联络,才终于通过纽约的华美协进社获得了对安思远的采访机会。当他乘坐发出“咯吱咯吱”机械声的老式电梯来到他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公寓时,迎面看到的是一条长而幽暗的走廊,以及一位日本管家。“在这条走廊和有着22个房间的公寓中,摆着满满当当的艺术品。有中国唐、宋、元、明、清的艺术品,以及来自亚洲各国和西方的艺术品。”然而,令他最感惊讶的并非老人收藏之宏富,而是安思远居然将如此漫长时间中来自广阔地域的艺术品摆放得相得益彰,而无丝毫突兀之感。
也正是在这座兼具展示和居住功能的公寓中,安思远迎来送往,达成了一笔笔交易。他这种谈判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导师、大古董商Alice Boney做派的影响:Alice经常身着丝质睡袍、佩戴古董玉器和珠宝在公园大道的公寓中笑迎四方来客。
“通常,他会让人感到在这间公寓谈生意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他将潜在的客人带到自己的家,让他们为他收藏的这些文物着迷。”佳士得国际高级副总裁罗拉(Géraldine Lenain)说道。15年前,她与安思远第一次见面时还是拍卖行工作的新人。“对我来说,每一次到他的公寓里都是一个特别的待遇。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探讨、分享,就像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不仅可以欣赏他的珍藏,而且能学习他的艺术品位。”在罗拉的印象里, 安思远循循善诱,是个乐于花时间在艺术教育上的鉴赏家。
也是在这套公寓中,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第一次见到了安思远所藏《淳化阁帖》最善本,促成了1996年此帖在故宫的展览。七年后,2003年4月11日,王立梅与她在纽约的两位好友又一次来到此处,将四卷《淳化阁帖》最善本包裹起来,送回中国。
“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竞拍者的头”
“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竞拍者的头。”这是安思远曾经的助手吴尔鹿对老人在一场拍卖当中状态的回忆。那是1995年一次佳士得拍卖会上,来自台湾收藏家吴朴新的《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六、七、八卷终于现身。安思远急切地买下了他们,并且,在前一年的佳士得拍场上,他又以28万美元拍下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而安思远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中国大众视野时,便与《淳化阁帖》联系在一起。
1996年,安思远就曾携带《淳化阁帖》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启功看后称赞其具有“彩陶般丰厚的文化价值”。在王立梅第一次去他家拜访后,安思远曾表示愿意故宫拿出合适的藏品向他交换《淳化阁帖》。故宫方面先是拟定交换朝珠,后又改为翡翠,但终究没有找出令双方都满意的交换方式。之后,在王立梅和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的争取下从安思远手中购得这四卷“法书丛帖之鼻祖”。
此前,学界认为世上还存在10卷《淳化阁帖》祖刻本,其中9卷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1卷藏于上海图书馆。但汪庆正通过考证,发现这10卷《淳化阁帖》不是最早北宋的祖刻拓本,而是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是根据祖刻本翻刻的。而安思远手中的这四卷帖比之早了100年,其中,第四、七、八卷被认为是硕果仅存的北宋祖刻本,第六卷则为泉州本的北宋祖本。
2003年,上海博物馆终于决定以450万美元的价格从安思远手中购得《淳化阁帖》。这在当时的上海成为一桩重要的文化事件而被媒体广泛报道。上博亦为《淳化阁帖》专门组织研讨、展览和印制精美出版物。
实际上,安思远与中国的联系远不止《淳化阁帖》。他的事业与中西文物交流的大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1960年之后的30年间,安思远频繁到访香港,去当时著名的古董街荷里活道和摩罗街挑选文物。安思远以敏锐的触角抓住了时机,又成为新中国对外开放后第一批到访大陆的美国古董商,接触到了中国的顶级文物。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罗中国顶级艺术品,并以犹太人敏锐的商业眼光预见到:一旦中国有了经济实力,就会愿意以巨资购回这笔珍宝。
安思远对中国明清家具和近现代书画的关注同样由来已久。早在1971年,他便出版了专著《中国家具》,此书比王世襄香港三联版的《明式家具珍赏》早了14年。安思远津津乐道于明式家具的极简风格和榫卯结构,并热切向西方人推介中国的明清家具。
在罗拉看来,收藏似乎是安思远生来的天赋。“还在他4岁之时,他便会到垃圾箱翻找各种别人遗弃但有价值的物件。童年时期,他便开始收藏中国邮票,而到了19岁时,他便已经成功地将自己收藏的鼻烟壶出售给蒙特利尔美术馆。”她说道。
三年前,项立平见到安思远时,老人身体状态已经衰弱,讲话也总断断续续,难以成句。 “他总是不停地抚摸桌上的玉貔貅,一遍又一遍地念念有词:‘它们都是我的宠物’。”这个细节让项立平至今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