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早在华夏的先秦时期,作为力量与吉瑞之象征的熊,即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著名类书《太平御览》卷五十,就曾引先秦古籍《山海经》所书“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之言。而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讲话资料,描写纣王太子殷交协助武王伐纣的故事《武王伐纣平话》(又名《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中,还说西伯侯姬昌夜中梦见一虎,肋中长有双翼来至殿下,周公解梦云“虎生双翼为飞熊”,必得贤人,后果得当时正在渭水之滨垂钓的“姜太公”姜尚。故后人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而汉代人亦认为熊是居住于神山中的灵兽,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甚至后朝中,还表现熊具有驱魔辟邪等作用。
熊的艺术形象,最早可见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三只玉熊。熊类作品出现最丰富的时期则为汉代,其塑造材质、方法多种多样,且表现情态、方式亦极其精彩绝伦。如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52年在安徽省合肥市汉墓中出土的一对鎏金熊形青铜镇(图1)。魏晋以前,古人于室内皆为席地而坐,同时起身落坐时为了避免席角折卷,就在其四隅压镇。而多被做成动物形的汉代青铜席镇,则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常见题材。它们构图紧凑,造型生动,件件堪称精巧的工艺品。且这一对鎏金熊形青铜镇,短耳竖起,双目前视,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其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把肥大体态之熊的造型处理得憨厚可爱而并不蠢笨。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将通高5.2厘米的这对熊镇放置于坐席四隅,就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不少活泼、欢娱的气氛。
图2
图3
1976年在陕西兴平西吴乡北村出土的一件西汉陶熊(图2),则采用了“因势象形”的抽象技法,简括、传神地表现了具有生命力的陶熊艺术形象,带有浓郁的汉代雕塑艺术特点。这件雕塑高16.7、宽10.1厘米,呈站立姿态的陶熊,头顶有一圆孔,躯干中空,应属于随葬的明器,为蜡烛插座之类的器物,现藏于茂陵博物馆。其整体造型简洁,细部少有表现,憨厚的神态为刻画重点,风格颇为朴实。尤其是它那张开的大嘴,像是一辈子没有吃饱似的,特别令人忍俊不止。且其气势粗朴雄浑,肢体、身躯浑然一体,细部略加刻画就现出形象的本质特征。同时陶熊未作一般的张牙舞爪之态,表现手法亦为象征主义,其刀法却单纯洗练,石纹简括无华,且熊的形象显得非常的沉稳有力。熊作为古代造型文物的主题,而广受人们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为瑞祥之兽。这是台北故宫珍藏的一件清乾隆玉熊形尊(图3),其瑞祥之气溢于言表。它高9.1、横长9.1、纵长6厘米,由白玉制成。其润泽通透,料性甚佳,包浆纯熟。形象拟人的熊尊呈坐姿,以立体圆雕技法雕出其圆浑健壮、肉丰骨劲的基本形态,全身线条流畅优美。鼓腹圆脑,双乳下垂,四肢粗壮,肩背丰隆,腰部略细。低颈颔首,圆眼微凸,炯炯有神,长嘴张口,露出的颗颗獠牙排列整齐,双耳竖起贴于身后之柱形圆筒,转折自然。左臂向左伸出,抬掌似为抵御何物,熊掌雕刻生动,肥厚圆硕,趾爪细节清晰;右臂弯曲上举,手托一个丰润圆球。左腿亦前伸,右腿蜷曲收拢于腹前,通体结构圆润,各个视角的线条均体现出拙笨质朴的美感。其颈背处突出一管,管背阴刻有三行“大清乾隆仿古”隶款。无怪乎乾隆爷对这“呆萌”的猛兽,竟然会爱不释手。
另外笔者还了解到,我国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认为熊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动物,且十分崇拜熊,甚至还流传着许多熊是人的祖先之传说。关于此类“熊出没”的文物,还有待人们去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