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陶遗与冯超然等人交往二三事[图文]

陈陶遗（1881-1946）

陈陶遗先生是我国近代的革命先驱，曾为辛亥革命而奔走呼号、也因劝说孙传芳支持北伐未果而挂冠而去、后又严词拒绝汪伪的“委以重任”。陈陶遗先生身边亦不乏文人雅士。柳亚子、冯超然、吴湖帆、梅兰芳等都是其好友。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六月号刊发的此文通过记述陈陶遗与冯超然书画唱和且帮助冯门弟子办画展、为吴湖帆向名家广征书画题咏的《绿遍池塘草》作诗、力挺梅兰芳拒为日寇与汉奸演戏等的二三件事，来展现民国时纯粹真诚而又难能可贵的文人唱和。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更名剑虹，一名水，字止斋，一字卧子，别字淘夷、陶怡，号道一、天真道人，江苏省金山县松隐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

清光绪廿七年（1901），陈陶遗中秀才，此后他在松隐镇教书。清光绪卅一年（1905），陈陶遗进松江的融斋师范学堂读书，因为和同学共同反对喜淫乐好赌博的学堂经理杨荫安，被学堂开除。此后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期间，陈陶遗经由其同乡高天梅介绍，和吴江的柳亚子等人加入了同盟会，遂更名为“剑虹”。不久陈陶遗奉命回国，和高天梅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公学，成为同盟会设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后健行公学成立，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任该公学讲师，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 同盟会在健行公学内设立了秘密机关后，他常在此散发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的革命报刊。其间，孙中山经常来往于日本和南洋，途经上海时，陈陶遗和柳亚子、高天梅、朱少屏等人多次面见孙中山并接受他的指示。陈陶遗在松隐教书时，已以出众的书法享誉当地。冯超然初到松江谋职，无亲无故，人地生疏，与陈陶遗接触后两人即刻成为好友。他们与松江地区的诗朋文友如费龙丁、高吹万、杨了公、王念慈、金仲白等，常在一起抨击时政，感叹世风，陈还常与冯、费一起出游地方名胜、文化古迹。冯超然与陈陶遗的投契，还在于两人的革命思想。未久，冯超然离开松江去苏州，陈陶遗不久也去了日本，两人别后的二十年中，即便有见面机会，时间也极其短暂。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陈陶遗回沪隐居方得机会经常面晤，这是后话。

清光绪卅二年（1906）秋，陈陶遗第二次去日本。除做同盟会之机要工作外，又接办了《民报》以及《醒狮》周刊，且担任了暗杀部的副部长。章太炎在日本讲学，他是热心听众。章太炎给他改名为“陶遗”，意为“陶唐氏之遗民”。隔年，陈陶遗继高天梅、章梓之后任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并仍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同年初夏，他奉命携带枪支、炸药回国，谋刺两广总督端方，事遭泄露被关押入南京监狱，一年后被营救获释。端方曾以官职加以笼络，然遭拒绝。出狱后写诗明志，有“死别未成终有死，生还而后始无生”句。清宣统元年（1909），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陈陶遗为南社骨干。宣统二年（1910），他奉命去南洋任教，并替同盟会在当地华侨界募集革命经费。翌年3月，黄兴、赵声等准备到广州发动起义，陈陶遗奉命赶赴广州，但途经香港时黄花岗起义已告失败，无功而返。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陈陶遗携款从南洋赶回上海，接济经费短缺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此后，陈陶遗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又和章梓等人到江苏省鼓吹革命，此后江苏省很快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革命党人拥护陈陶遗任江苏都督，被其辞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陶遗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民国元年（1912）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陈陶遗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支部长，随孙中山、黄兴等往北京和袁世凯会谈。次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黄兴即刻号召南方各省反袁，失败后出国流亡。陈陶遗回家隐居，并设法掩护讨袁失败的第一师长章梓和第九师师长冷遹到松隐避难。民国十四年（1925）冬，军阀孙传芳割据苏、浙、皖、赣、闽，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提出“苏人治苏”口号，陈陶遗被友人张一麟推荐，至南京就任江苏省长。任职期间，他尽力维护地方治安；不轻易撤换下级官吏，重视农业，关心治螟；清理财政，偿还省县债务；废除若干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还提议收回租界。民国十五年（1926）某日，陈陶遗得悉孙传芳密令吴江县公署逮捕柳亚子，即派亲信星夜通报，使柳幸免于难。民国十六年（1927）初，他劝说孙传芳联合北伐军，未被采纳，遂愤然挂冠而去。

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陶遗应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会长史量才之邀，担任该会秘书长。1937年，陈虽身体欠佳而留沪，仍与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恭绰、上海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献展览会”。1938年，国民党在重庆成立“国民参政会”，“聘任”他为“国民参政员”。他以年老体弱婉辞，回电“古井不波”。1939年，陈陶遗与张元济、叶景葵发起筹组合众图书馆。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织汉奸政府，事前来到上海，请他出任政府江苏省长或上海市市长，不但被其拒绝，反而晓汪精卫以大义，加以劝阻。他曾向马叙伦回忆：“二十九年（1940），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在此时期，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日之事，如掩护了民主人士陈叔通，接待中共地下组织的代表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上海租界，日军大头目冈村宁次上门“请”他当官做汉奸，被当面拒绝。

冯超然为陈陶遗作《松隐图》

自1933年陈陶遗担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后，方得减轻栉风沐雨游历四方之疲劳。他有时居于沪斋，有时回松隐故里，工作之余则寄情于诗文书画，与冯超然常有面晤。1936年4月9日，内地书画收藏家在上海举办古画展览会，当日便在宁波同乡会开始展出。冯超然、陈陶遗与黄宾虹、陈叔通、孙雪泥等著文介绍此展览。冯超然终于为陈陶遗有时间与他一起煮茗夜谈，品画读碑而倍感高兴。他为陈陶遗所作画中有幅《松隐图》，题跋为：“明月松间石上，谡谡舞袖郎当。适眼白云苍狗，山空容我疏狂。丁丑元夜戏写松隐图奉寿，陶遗吾兄笑正。”赞誉了陈虽已不欲参政且力避是非之争，然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常，依旧不弃针砭时弊之慷慨激昂。当陈陶遗得知嵩山草堂门弟子为老师影印 《冯涤舸先生画集》时，即为之题跋。话语中如：“……五十后，自号慎得，盖服膺宣圣戒得之训也。不以艺自炫，艺始进道，君之修养从可知矣。今秋，为君六十览揆之辰，及门诸子以君坚拒称寿，集君作景，印以为纪。念青山不老，腕底常存岁寒，盖保松柏同春。”对冯超然人品艺名之赞赏溢于言表。陈陶遗对冯超然门下品貌俱佳之才女孙琼华也极为推崇，他与王同愈、叶恭绰在民国5月6日的《申报》，联名发起孙琼华个人画展的启示云：“琼华女士为青浦盛君祖江之夫人，故孝廉诸暨孙先生蔼人之女公子，问清太史公之女侄。幼承家学，诗礼余暇，雅好挥翰。禀蔼人先生命，师事老友冯子涤舸，画艺益进，清健苍秀，不为凡艳，书法亦娟秀有致。兹出所作，陈列首都，非以问世，实供赏评。女士不为物役，寄情笔砚，贞静之操，得自庭教，以艺博名，非女士志，亦非同人公益也。本月十二日起，南京中央饭店开个人展览会，展览七日，非卖品。”孙琼华后不幸遭受丈夫精神刺激而身心俱伤，年仅42岁便离世。吴湖帆与陈陶遗分别在她的画册上题写，对这位人品画品俱佳之女性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的缅怀与哀悼。

陈陶遗题跋

陈陶遗与吴湖帆在上海文献展览会的事务方面，有过长期的合作。1937年展览会的筹备期间与整个过程中，吴湖帆与陈陶遗均付出了不少时间与精力。1937年5月8日《申报》有“叶誉虎等筹开沪文献展览会 十日下午开筹委会”之报道曰：“本市为东南重镇，畿辅屏藩，名贤大儒，自昔称盛。近由上海市博物馆董事长叶誉虎、馆长胡肇椿，联合地方耆宿、各地藏家，如钮惕生、王一亭、刘三、柳亚子、陈陶遗、黄任之、秦砚畦等数十人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拟于本年七月初旬举行，出品分典籍、图像、金石、书画、史料及名人遗物六大类，每类再分子目若干，出品范围以上海为中心，兼及毗连各县，如松江、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地。已定于本月十日下午四时，假座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召开首次筹备会，商议进行步骤，推进各项职员等，以便即日开始征集。”而十日下午的筹委会情况可从吴湖帆《丑簃日记》上读得：“今日上海文献展览筹备大会在青年会举行，叶公与江（小鹣）、王（季迁）、徐（邦达）及余五人同去。六时散……展览会会长为叶遐翁，副会长为陈陶遗、沈信卿，常务理事为馆长胡肇椿及余等十人，江、王、徐等皆为理事四十人，尚有名誉会长、名誉理事等若干人。”明确指明了吴湖帆为常务理事。6月16日，《申报》又刊出文献展览会上吴湖帆与陈陶遗等被推举为鉴审委员的报道：“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出品大致就绪，日内收到各地出品每日均在数百件以上。最后推举蔡孑民、叶誉虎、王一亭、钮惕生、张菊生、柳亚子、沈信卿，秦砚畦、陈陶遗、滕若渠、丁辅之、吴湖帆、姚虞琴、庞莱臣等十四人为鉴审委员，至三时许散会。”可见陈陶遗、吴湖帆在文献展览会事务上的合作过程。陈陶遗曾为吴湖帆因夫人潘静淑早逝而向名家广征书画题咏的《绿遍池塘草》作诗曰：“不栉寸名似画连，千秋佳句万人传。可怜绿遍池塘草，肠断黄门又一年。湖帆先生有黄门之痛，追理遗墨，得千秋岁词，其绿遍池塘草五字已脍炙人口。泫然命题，即乞郢政。陈陶遗。”

陈陶遗为《绿遍池塘草》作诗

说吴湖帆与陈陶遗，还不应遗漏他们力挺梅兰芳拒为日寇与汉奸演戏的故事。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华之上海淞沪战事爆发，不久上海陷落。当得知梅兰芳乃艺术界名人且居住上海时，日寇便要他到电台讲话，表示他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土”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此阴谋即准备摆脱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寇带口信，说最近外出演戏极忙，一边携家率团随时准备乘船赴港。1938年初到香港后，他深居简出而不露面，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外，还把精力用来绘画以消磨时光。他喜绘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人物舞蹈，家人和剧团人员见其所绘均十分欣赏，称亦是为他们带来了欢乐。但在1941年，日军又侵占了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为了摆脱日本人找他演戏，他与妻子商量，决心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大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隔年初，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留蓄胡子的梅兰芳，惊诧地说：“梅先生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他当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酒井听后虽不悦而走，但仍贼心不死而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也正巧，此时梅兰芳确患了严重牙病而半边脸肿，酒井无可奈何只好作罢。翌日，梅兰芳感到香港亦乃是非之地，不易久留，于是立即坐船而返上海。

梅兰芳像

当时的汪精卫已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在上海也设立有特务机关。特务头子吴四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并劝其作一次慰问演出。然无论如何威逼利诱，梅兰芳始终不为他们演戏。梅兰芳有一笔很大的演出收入，赴香港时已存入香港银行，日寇统治香港后这笔存款全部冻结，根本无法取出在上海使用。原本一直靠利息过日子的梅兰芳，家庭生活顿时举步维艰，他与夫人商量怎么办？夫人说：“最近报上登出何香凝女士卖画谋生的消息，我们不妨学她，你有绘画才能，卖画度日如何？”这恰与他自己早有的想法一拍即合，故不到八天，他就画了二十多幅鱼、虾、松、梅等作品。当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近日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时，竞相购买，不到两天，二十多幅画全部出走。该事传出，上海新闻界、文艺界、企业界均反响强烈，许多知名人士提出要为其办画展。梅兰芳得知十分兴奋，为不负众望，他苦战半月，画了几十幅作品面交主办者安排展售，主办人员亦选定重阳节在上海展览馆展出，届时将请梅兰芳夫妇光临剪彩仪式。如此大的消息当然不胫而走，日伪汉奸获知后，当时便互相勾结，提前进入展厅肆意捣乱，人们见状觉得无趣纷纷离开。梅兰芳夫妇到场后，见门口冷冷清清觉得奇怪，入场一看，只见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 “岗村宁次订购”……还有一些则写着“送东京展览”等。梅兰芳目睹此景，怒火中烧，当场把这些画全部撕碎。此义愤填膺的毁画举动，很快传遍整个上海与大江南北。上海的报纸抢先发布头号新闻，言称：“褚部长目瞪口呆，一场画展一场虚惊！”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欧阳予倩发表声援讲话，称赞梅兰芳民族气节凛然，应为世人所敬仰。广大群众亦纷纷来书信，支持梅的爱国行动。梅兰芳看到人们对他如此的赞赏与支援，感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对夫人说：“我梅兰芳再也不是一只孤雁了！”

梅兰芳《天女散花图》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生活自然拮据，只得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依然举债度日，还是向亲友借了钱。1944年的端阳节，陈陶遗、吴湖帆、李拔可、叶誉虎、汤定之诸位聚集梅宅。梅兰芳拿出他的画请大家指点，李拔可说：“你的画大有进步，不妨开一个展览会。”他再问吴湖帆、汤定之两老画师： “我的画能卖钱吗？”汤定之说：“能！不过一个展览会，总得有二百件画才像样，且展品又须挑选比较精致的，故你还要多画。”吴湖帆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誉虎先生近来的画竹兴趣甚浓，你们如果合开一个展览会，就显得热闹。”叶誉虎说：“我画竹，兴到为之，存画不多，只能参加一部分。”汤定之还建议叶、梅二人可以合画梅竹图，或岁寒图。陈陶遗即刻对梅兰芳说：“你挑出你画的精品，让人在画心上题词，这样也可壮声势，我第一个先报名。”在座的人都说：“我们都可以效劳。”老朋友怂恿举办画展，梅兰芳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他积极作画。1945年春天，梅兰芳与叶誉虎合办的画展在上海开幕。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作品中，题材广泛，包括仕女、佛像、翎毛、花卉、松柏等，当场就售去十之七八，且尚有许多人复定画件。被吴湖帆题为“摄神之作”的那幅临摹改七芗之《双红豆图》，当场就有人复定了五张。展品中梅兰芳与吴湖帆、叶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如今原件还完好如新。梅兰芳笔墨下之《纨扇仕女图》，展示了仕女之眉眼神态，参观者赞之为即是梅本人的舞台形象，还戏问梅是否确以自己作为蓝本？梅兰芳笑答曰：“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某种神情画了出来，然并非有意为之。”试想当时的上海还是沦陷区，不是停水停电，就是空袭警报，梅兰芳能在如此的艰苦环境中作画，笔墨技法还能大获长进，实属不易。他绘画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内生活更困难者。梅兰芳常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却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陈陶遗、叶誉虎、吴湖帆等为了支持梅兰芳不为民族敌人演出的行动，表现了一代中华文化豪杰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至死不渝的决心。

抗战胜利后，陈陶遗看到国民党接收人员巧取豪夺，非常气愤，告诫自己的小辈不要做官。1946年国民党要他出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遭到他的拒绝。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27日，陈陶遗在贫病忧愤中去世，黄炎培等人为他举办了丧事。为了永久的纪念，乡邻友好则用赞誉颂扬其人格的“贞毅”两字，作为他的谥号。

（本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杂志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