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是在2012年中秋前一日走的。那晚月照如水,万里霜白。转眼间八周年了。今年的八月十四夜,同样是秋空明月,凉风初起。此时,坐在可楼的院子里,灯影婆娑,琴声悠扬,我的心却在想八年前的那夜晚、那月光,深深地怀念南先生。南先生是一个将儒释道打通并生活化了的人,他也是我生命中的燃灯塔,“层层高耸接青云”,提高了我思维的纬度。
南怀瑾
记得在太湖大学堂的一个午后,我问南先生:“南老师,您名满天下,乐清以您为荣。但您离家七十多年了都没回去过,若有人问我此事,我该如何回话比较好?”南先生说:“你想怎么说?先说给我听听。”我说:“前几十年是历史的原因,台海浪高,大陆难回。到太湖大学堂后,先生已入耄耋之年,旅途多有不便。”南先生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别人这样说未尝不可,你这样说就显得浅了。”
无疑,南先生批评是对的,我说的是事实,但少了人情味,浅且有点冷。他说过“忘情,人之所难,我虽学佛学道多年,但念旧之情,依然如故,思之尤为自怜而且自笑。”他是高人,一个胸有大乾坤又怜草木青的人,他对故乡寄情很深。他说:“我生于斯,长于斯,且在外数十年流离困苦,对于人情险巇,世态多变,统统了如指掌,只有一念,在我有生之年,能使此地兴旺,使后代多福,便了我愿矣!”先生对故乡的情总是在最深处流露,他能看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十分清楚一个地方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当时我也想到“得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类的话,但又觉得不能这样说。以他的名望和影响,如愿意回是衣锦还乡的盛事,不是什么香不香的问题。
南怀瑾(左)和赵乐强(右)合影
于是我便说:“老家的人这几十年埋头苦干,求得了经济的繁荣,过去我们太穷了,所谓的福禄寿禧,其实后面还应加个财字才是,福禄寿禧财,他们或许不懂经济学,却有拼命赚钱的历史性的理由。”南老师听得很认真,我又接上说:“老家对文化精神的追求方兴未艾,他们提出了‘富且贵、文化之’,强调‘为生命的厚度而读书’,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但离您的期望尚远,不少人还不能懂您,乡音难改,知音难觅,您的发小们也多已飘零,即使还在,可能也有不少的疏远和距离,回乡却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这会成为另一番的孤独,回还不如不回。”南先生默默地听完,轻轻地点了点头。
过了好一会,他问我:“你有当官的体会吗?”我说:“有,心软些,肩硬些”。老人说:“说详细点听听。”我说“人有慈悲心、同情心,有恻隐之心,这样容易体谅人、关心人、包容人。肩硬可担当,能扛事。”南先生有点高兴,说“蛮好蛮好的”。我知道,在南先生心里,我作为从故乡来的人,给他带来了一些安慰和温暖,他是高兴的。他向客人介绍我时都会说“这是我的乡老弟”,我们最多一次的谈话居然进行了四个半小时。先生虽望不见家山,我却是他的乡愁。老人需要有人去懂他,也需要有他喜欢的认可。
这所谓的懂或者认可,以我当时的认知,以为这个不还乡的理由似乎接近南先生一二了,其实,仍然是浅是薄。我忘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南先生虽也食人间烟火,但却已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一个脱俗的人,一个无我的人。记得明代有位异乡为官多年的诗人,写有这样一首诗:“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故旧凭君休更说,老怀容易便沾襟。”见到故乡的人,寒灯挑尽,老怀凄怆,老泪纵横。而于南先生,他决不会这样一把鼻涕一包眼泪的。我却见过其兴奋的一次,那个晚上,他站在我带去的乐清航拍地图前,一一找出他熟悉的地名,手上的拐杖在乐清湾的上空也不知转了多少个来回,说“对面有两个岛,大的叫大门,小的叫小门,翁垟这边的人都叫它下山,下山人”,满口乡音,鹤发慈颜,眼光里满是亲切和顽皮,童心可爱。故乡已是他放下的思念,已无那么多的纠结。他不会执着,所以更不愿意因自己回乡而兴师动众。这是他一生的修定,也是他不同寻常的地方,凡夫俗子的我自是后知后觉了。
而其实,南先生去世之后,我也常是“夜坐听风,星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南先生之于乐清,他真真负有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乐清湾的浩瀚和深邃,雁荡山的灵性和奇特,乐清文化性格中的坚苦和圆融,忍辱负重和举重若轻,正正经经和诙谐风趣,在他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最优秀的表达,臻于完美。
说来乐清是块福地,史上最辉煌在南宋,南宋出了个王十朋。九百年之后,乐清由农业社会而工业社会,出了个南怀瑾。古有王十朋,今有南怀瑾,使乐清的天为之一高,地为之一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