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新疆都是串联起中国与印度、希腊及阿拉伯等国文化交流的彩带，同时其自身独特的民族风情也一直令艺术家们心驰神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爱国艺术青年走向了大西北，新疆的风土地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随之跃然纸上。这些艺术家不仅成了新疆风情写生的先行者、拓荒者，笔下所绘也无不展现了新疆的大美、奇美对其心弦的触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的建设与人民的生活面貌更是成为了艺术家笔下共同表现的主题。这当中，赵望云于1954年创作的《雪天驮运图》就是一幅生动的典型画作。此作集中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丰收后的喜悦之情，尤其是那天山脚下行进的驴群驮着的丰硕果实，俨然是一幅新时代的生活写照。
△赵望云《雪天驮运图》134×64cm
《雪天驮运图》画面的总体氛围是十分愉悦的，人物的谐和与欢畅构成了整幅作品的主旋律。其中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可从题材选择、巧妙构思与质朴表现这三个方面得见。其一，题材选择。众所周知，新疆和平解放前人民生活贫苦不堪，一些地方更是粮荒不断，这种情况在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得到了极大改善。此时新疆人民的生活面貌是怎样的，赵望云从一个侧面做出了回答。在《雪天驮运图》里，作者并未着意选择刻画维吾尔族人民欢天喜地的大场面，而是抓住了“驮运”这一集中代表他们交通运输的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其中，毛驴驮着的丰收果实也与此前维吾尔族人民的贫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谱写了一首新生活的风情赞歌。其二，构思巧妙。想要表现出雪天驮运时的喜悦之情，是有难度的。为此，赵望云在画面处理上以大片空白衬托出雪景，人物则被放置在近景着力刻画。同时又以洗练的笔墨绘出毛驴行进的动态，而“之”字形驮运队伍的参差安排，也为画面增添了几分动感。这样，尽管表现的是劲风凛冽的雪天，却没有给人以荒寒萧索之感，反而显示了新疆地域的辽阔，也与前景人物的开朗心情相呼应。其三，质朴表现。质朴是赵望云作品惯有的特点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画中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与其中所透露出的真情实感上。画面所题“根据新疆忆写”一语道出创作来源于他切身实地的观察和感受。但相较于20世纪40年代带有速写式风格的新疆之作，《雪天驮运图》中的笔墨显得更为丰富，这也与他此前的深入研究有关。在这幅作品里，完全看不到传统技法与新时代题材之间的不协调，也没有落入古人窠臼及雷同境地，反而满是对歌颂新生活的真情流露。这多方面的特点使得该作在当时收获了一致好评，并先后于1954年参加“西北地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会”，1955年3月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还被《新观察》、苏联《造型艺术》等杂志刊登发表。
就创作者赵望云来说，他在青年时期其实就已下定决心要以中国画形式描绘社会现实和人生。其早年作品大都着重描写农村景物、劳动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旧社会穷苦农民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对社会黑暗的抨击、百姓困苦和日寇侵辱的现实揭露上，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他同时也是较早将目光投向大西北的人，在上世纪40年代，正是因为被西北的人文气象与独特的自然景色所吸引，赵望云最终选择了在西安定居。从这时期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赵望云曾先后5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写生。他与新疆地区结缘是在1948年。在这一年中，他曾花费3个月时间完成了近50幅描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交由天山学会出版，并由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举行了“赵望云画展”。在反映塞外风光和边疆面貌上，赵望云算得上是一位开路先锋，他的这种努力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其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这当中，黄胄更是七赴新疆，以新疆特有的美造就了自身的艺术风格。
事实上，这幅《雪天驮运图》除了反映维吾尔族人民真实的欢愉生活之外，也见证了赵望云艺术创作转向的开始。这一时期，受苦受难的生活场面不再出现，所描绘对象的神情也都洋溢着喜悦与幸福。可以说，他的成长道路及其对于中国画的实践选择始终与时代密不可分。而今天，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时，赵望云那淳厚质朴的风格，具有强烈现实感和时代感的题材，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无疑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