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神器盛于齐家文化，它的衰落可能有内在的自身的条件和外在的周边条件的双重影响。从其内在的自身条件来看，齐家文化在西北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 860年持续存在了400年，实际上已与中原夏纪元相当。它的玉文化与山东龙山玉文化、华夏陶寺玉文化、鬼石峁玉文化、荆蛮石家河玉文化大体同时，与夏纪元相当或衔接，也都是处于王权与巫权激烈斗争，王权已取得优势地位的时代。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史前玉文化以大禹建立夏朝为标志已进入王玉时代，祭神的大权已被王夺取，巫已降为王祭神时之副手或下手。到周代，巫已成为与L祝相当的普通神职人员。这是它的周边环境。
从它自己的内在条件来说，仅从玉器来看玉神器之中精致者较少，粗糙者较多，从工艺来看已显出带有晚期走向低谷的趋势。前面讲过的玉圭、玉刀比较精美，在齐家玉文化中是别具一格的，其占有者的身份是巫还是王确实值得研究。在此不妨再回顾神玉的主要品种在良渚玉文化及受其影响较深的史前文化毫无例外是均以琮、璧为代表，琮是巫觋事神的最重要的神器，璧也很重要，它们都是供神灵“以食以飨”的享物，同时又是巫觋灵魂升天的入门券。反山巫觋事神时还要戴傩面坐骑由人扮演的道具兽，有时手还得抱琮舞钺。钺是代表军权，标志巫亦摄军权，或是反之，执军权者已夺巫权，自抱琮事神，又执钺以显其王者身份?以此类推齐家玉文化巫觋可否一手抱琮一手执圭，以琮享神以圭崇神，因玉圭不是正式发掘出土，层位不明，不得将圭与巫和玉神器扯在一起。
如果要考虑古文献记载，如“禹锡玄圭”(《书·禹贡》)“锡尔玄圭”(《诗经·大雅》)，又如《周礼，春官典瑞》)所记：“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成为王侯的信符。
上述的神玉瑞器也就是最高级别的玉礼器，玉钺在夏商仍可能代表军权，殷妇好墓出土一把饕餮纹玉钺，可能是妇好生前指挥战事或从征讨逆时的信符。到了周代钺成了仪仗如“王左仗黄钺”(《书·牧誓》)。它并非王权的表征而已是王的仪仗。而王权的表征则是镇圭，镇圭是六瑞之首，镇有安抚、重压之意。《说文》释“圭”为“瑞玉也，上圜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圭”。而皇娘娘台、固原河川乡、定西等齐家文化出土的玉圭及青海省博物馆藏玉圭首底均为平齐长条形圭，民和出土的玉圭身稍短，圜首平底。这两种5件玉圭很可能是王权标志，是王玉之首。
玉多孔刀是军事或仪仗用具，玉璋是发兵之凭证，同时又是祭祀山川的祭器。其产地是本地还是来自外地尚有待探讨。从上述圭、多孔刀、璋的出现是否说明齐家玉文化已由巫觋事神的神器向为王服务的瑞符祭祀等礼器过渡?
齐家文化之后，新疆、青、甘、宁是羌族活动的地区，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向周、西周与夏之间发生联系，将和田玉贡进夏、商、殷王朝。在偃师二里头及郑州、安阳等夏商墓葬都出土了和田玉玉器，尤其妇好墓出土了一批以和田玉碾制的王室玉器。夏商王室玉也流人宁甘地区。在夏商的七八百年间，新疆、青、甘、宁的土著玉文化资料也未见发现，很可能走向衰落，其玉文化的光彩也黯然失色，终于走向消逝的悲剧!
和田玉神灵之光环曾经照亮了古羌氐诸族的史前社会生活，随着巫觋统治败落，失掉统治权力之后其和田玉的神灵观也退居于幕后。从和田玉为主流的王玉，以“德”为精神支柱，经历了4000年的衍变历程和千余年的民玉时代，得到了巨大发展和无比繁荣，开辟了它的历史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