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面对着周武王姬发带领下诸侯联军势如破竹般的节节胜利，商王帝辛迎着清晨第一缕曙光，在兵败城破之际登上了鹿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公元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了一件弥足珍贵的西周青铜器，这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级的西周早期青铜簋，因作器者名“利”，故名“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或“檀公簋”，其内铸有铭文4行33字，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西周利簋及其铭文
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大意是：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商代鹿台复原图
从各种史籍文献和历史遗存可以看到，商王朝的覆灭十分突然，几乎是在朝夕之间就完成了政权的更迭交替。
逢此大变之际，商纣王帝辛选择了“自燔于火”的方式自焚而死，而史籍中的“蒙衣其珠玉”一般则被解释为穿着装饰有美玉的衣服或佩戴及携带着大量珍宝玉器。
西周玉石玛瑙串饰
对此，先秦史籍《逸周书·世俘解》中记载：“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吉，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当时“天下共主”的商朝君王帝辛，在生死存亡之际为何会对玉器如此看重，以至投火自焚还要携带于身，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玉凤
要想正确解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玉器在商代的价值属性。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了500余年。
随着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当中国历史进入了商代，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社会的权力与财富开始逐渐集中。
商代玉虎
商朝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商朝奴隶主贵族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对奴隶和平民进行剥削与压榨。
商朝的君主与部族首领拥有着自己领地内的绝大多数财富，包括奴隶在内的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归统治阶级所有。
而“玉”在当时代表着无上的贵重和尊崇，是古代社会最有价值的珍贵资源，当然也是统治阶级一心攫取的重要目标。
商代龙形玉玦
同时，玉器在商代正处于“神玉”向“王玉”的过渡阶段。
此时的玉器，一方面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鬼神的重要媒介，被赋予了祭祀与占卜等“神玉”功能；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当时社会极为珍罕的贵重资源。
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跽坐玉人
因此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均将玉器视为贵重珍宝，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以拥有玉器为荣。
这种风气不仅在商朝贵族中蔚然成风，对此后的西周和春秋战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汉代，诸侯贵族的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将“视死如生”的厚葬陋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西汉海昏侯墓部分陪葬品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妇好墓就是较为典型的商代晚期王室贵族墓葬，妇好墓出土随葬器物共计1928件，其中仅玉器数量就达到755件，约占出土随葬器物总量的39.2%，可见玉器在商代贵族心目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这也充分说明了玉器早在商代就已经具有了贵重的资源属性，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玉器悠久的发展历程。
殷墟妇好墓
另外，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玉器除了珍罕贵重之外，还结合了原始的“神玉”特征，被赋予了更为传奇的永生功能。
由于古代社会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自然科学处于原始的萌昧阶段。
商代社会恰恰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点，祭祀与问卜甚至排名于国家军事之前，倍受社会各阶层的关注。
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
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就发现于殷墟，其中的甲骨文字绝大多数都与占卜相关，因此甲骨文亦被称为“卜辞”。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巫师主持的各种占卜，成为商代晚期殷商王室的重要社会活动，由于对神崇敬的缘故，几乎到了凡事必卜的程度。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跽坐玉人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通神”功能的玉器此时就更凸显出自身的卓越不凡，甚至被附会了“永恒”与”不朽”的神奇功效。
这种文化现象发展到西周战汉时期，逐渐演变成为玉覆面、玉琀、玉塞甚至玉衣等随葬敛玉。
所以商纣王帝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一方面反映出玉器在商代珍贵的资源属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文化信仰与精神诉求，是商代社会思想文化和人文风貌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