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美术的演变,留下了诸多重要的史实。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明清以来的江南中心格局,逐渐汇聚于新兴而起的国际商业都会上海。表面上这是一种文化历史的空间位移,而在深层意义上看,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绘画在文化格局上发生重大转型。
吴大羽 瓶花,53×30.5cm,油画,上海油画雕塑院藏
8月1日起,由中华艺术宫精心策划的“水墨缘——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作为重要的学术项目,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为我们呈现独特而恢宏的学术视野,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系列展每期都会推出卓有影响力的八位名家,中西各半,呈现独特的美术史叙述模式和文化史的思考语境。第一期设立“借古开新”“中西兼道”“现代标程”三个部分,海派美术作为独特的艺术资源,正在于其以“新兴艺术策源地”的影响力贡献于中国美术,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力量之一,实现其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海派”何为
海派美术之变迁,与近现代、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命运相连。上海在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演变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移民社会及其文化环境,形成一种重要标志。而这种移民社会既来自中国内陆,又来自西方各国,其所呈现的巨大的人口异质性,在近代中国新兴的工商城市文化环境中,必然形成各种异质文化的汇聚和融合,形成近代传统绘画转型与西画东渐之间的独特文化关系。
这些文化融合的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汇聚于海派艺术之中,都在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气氛中出现诸多历史迹象,体现了海派画家已经具有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开放思想。中西绘画在传统而来的“持久的对话”中,出现了新的交流迹象。使得矛盾对立的绘画语系发生着契合,这取决于海派之风中非排它性的文化宽容态势,和近代商埠繁荣之下的人文心理相适应。在“雅俗共赏”的标尺下,渐而调整了原有封闭的审美心态。因而,这种中西兼容、雅俗共赏的画坛现象,导致对于海派绘画的重新认知和文化思考。这也是“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和发现。
林风眠 捧白莲红衣仕女 68×65cm 中国画 中华艺术宫藏
在历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海派”非流派,渐已达成共识。虽然各家结语有别,但基本可以归纳为:“海派”是一批具有共同文化情境的艺术家的指代,一种兼容并蓄的艺术趣味和开放求新精神的概括,一种近代市民文化时尚的隐喻。从“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的相关启示而言,我们并不囿于传统绘画的画种或流派范围去认识海派艺术,而是进一步在前、后海派传承的传统绘画发展领域以外,获得新的认知与体验。
倘若我们深入关注近代上海画坛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海上绘画不是单纯在传统基础上的延续、发展和变革,它是中西文化撞击和影响下的产物。它在同一时代背景、地域氛围、文化因缘孕育下生成,也形成了鲜明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文化情境中,所形成的近代城市的商业文化和移民文化特质。作为上海文化特质在世俗化、商业画和多元化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历史表现。“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所列名家力作及其相关文献,逐渐将观者的注意力和思考点,引向中西文化融合语境中的前后、内外的范围。这启示我们在传统艺术延续的纵向坐标的同时,还应该构建起一种中西文化对话的横向坐标,以为完整地通过中国近现代中西融合的前沿区域的前后海派、内外海派的共生制约的现象,并以此为学术向度,进行相关外来文化对中国美术本体建构影响,以及中国现当代美术话语体系自觉完善的思考。
从海派绘画发展演进的历史角度看,其开放性在于其精英化、国际化和商业化的复合。在写实与表现的形态之间,赋予灵性而巧妙地寻觅其中的平衡点。海派画家在风格、形式及创作观念的多元化方面,提升自己的人文情怀和学术抱负,逐渐走上一条与海派文化基础相吻合的创作道路,并开始发挥特有的优势。
刘海粟 莲花峰蕊峰晚霞 油画 刘海粟美术馆藏
“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第一届展览,设立“借古开新”、“中西兼道”、“现代标程”三个部分,聚焦任伯年、吴昌硕、吴湖帆、黄宾虹、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倪贻德八位近现代名家,面对百年海派艺术历史长河中人与画的素材选用、常与变的事件铺陈,始终维系着在视觉语言探索之中的人文精神之力,加以梳理、解读与思考,形成了所谓既不拘泥于“木”,又不迷失于“林”的展陈主线效应。事实上,海派美术作为独特的艺术资源,正在于其以“新兴艺术策源地”的影响力贡献于中国美术,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力量之一,实现其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事实上,文化的识别性,时常与在地的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形式风格一脉相承。20世纪以来,海派绘画的相关趋时务新、兼容并蓄的艺术探索,不失为重要的新兴艺术的演变基因。在经历20世纪中后期的主题性艺术影响之后,写实绘画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上海画坛仍是需要完善和突破的领域。在诸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海派绘画语言探索的多元化格局,是海派绘画的一种成功和复兴的希望。这种希望所在,正是彰显艺术多元互补、兼容清雅的品格,意味着海派文化基因,凝练浓厚的“新兴艺术”的人文品质,以“大写海派”的气度和格局,形成具有海派精神和新时代风貌的“大美之艺”。
倪贻德 繁荣的水乡 49×66cm 油画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学术当随时代,我们唯有创新性发展海派文化,创意性提升上海人文,将海派绘画艺术经典传承,纳入海派文脉保护工程之列,使得相关珍贵的海派艺术资源,有效转化为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此不失为竭诚促进海派文化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的真义。
海派艺术的三个特色
借古开新
“海派”原义意指清末民初流寓于上海,兼具同乡关系的画家群体组合,发生了历史的沿革。就绘画领域而言,“海派”称谓基本确立,并沿用至今。具体说来,即以国画名家为中心,围绕传统文人画趋时务新的革新之风,相应产生了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沿革至今,成为身居海上开放之地,力改前时国画糜弱之气的写照。“海派”之义,从文人画笔墨形式本体,引伸和扩展为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文化精神。
任伯年 清供 86×43.5cm 纸本设色 上海中国画院藏
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四位大家,即是清末民初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传统中国绘画的学习和延承基础上,师法古人,博采众长,呈现出借古开新的艺术面貌。任伯年擅长描绘现实题材,其绘画融合市民审美趣味。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且大胆运用浓丽色彩。黄宾虹早年绘画以疏淡清逸为特色,晚年画风则为“黑、密、厚、重”。吴湖帆画合古今中西之法,立体感强,设色明快,墨笔烘染,有烟云苍茫、泉石浩荡之致。四位艺术大家的绘画风格虽有所差异,但共通之处在于保存传统艺术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而力避陈陈相因,成功地适应了新时代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文化思潮,有力推进了中国绘画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几位大家不失为海派艺术的集大成者。
中西兼道
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了种种关于中西融合的观念和实践,在中国画的中西融合方面,取西画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具有描写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西画的中西融合方面,一者注重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的结合;另者侧重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中西融合的主线,从中体现出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是中国美术在现代西学东渐社会情境之下自觉对应的结果,也是20世纪西画东渐在文化移植之中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海派艺术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独具特色,其中可推林风眠和刘海粟为代表。林风眠先生认为东西方艺术“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在绘画上,他潜心研究中国画的新风格,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绘画之技巧,在领悟东西方艺术的精髓之余,实现了中西融合。刘海粟先生受康有为影响,认为“合中西而创艺术之新纪元”。
黄宾虹 白岳独峰岗 111.5×40cm 纸本设色 上海中国画院藏
其中西兼道不仅体现在绘画创作上,还体现在艺术教育思想之上。绘画上,刘海粟取东西方艺术之表现主义的倾向,用笔强劲有力,色彩豪放,浓烈。除此之外,刘海粟在本身就源自于西方的艺术教育上,也颇有建树。纵观林、刘的艺术生涯可以看出,林风眠之中西兼道是一种内省和冷静,而刘海粟的中西兼道更体现出一种热情与豪放。大家之作所呈现的海派艺术中西兼道之风,实则是对于艺术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与融合。
现代标程
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呈现出国内学子留学海外的趋势。历经了先声、酝酿和开拓的历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西洋画运动的鼎盛之期,出现了以振兴中国现代艺术为理念的现代艺术探索。以留欧与留日艺术家为主体的创作群体,依托专业的美术院校和西画团体,构成了海派艺术新的时代标程。他们从教学实习和创作研究,全面展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纵深格局。
吴湖帆 双松叠翠 133×68.5cm 纸本设色 上海中国画院藏
吴昌硕 重阳画菊 134×41.5cm 纸本设色 上海中国画院藏
吴大羽、倪贻德两位大家即是一种卓越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留洋,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将背景、流派迥异的风格化相糅合,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和精神。历史证明,一味模仿、追随绝不是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正道。因此,他们在吸取西方现代艺术之精华的同时,又强调融民族艺术特点及其美学思想。强调兼容并包、中西融合,从而创作出众多具有深厚底蕴和形式美感的作品。两者在艺术实践与理论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中国传统美术的现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