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物画中的消费主义[图文]

Photo via Wikimedia Commons.

Jan Davidsz de Heem,Still Life with Ham, Lobster and Fruit, c. 1653.

17世纪，正处黄金时代的荷兰涌现了大量的静物画；从那时起，评论人对静物画的解读也分成了两个独立流派。第一个流派侧重于解读静物画里的基督教符号，这些用色深暗的画作通常强调着生命的短暂（画中普遍包含腐烂的水果、凋谢的花卉，以及缓缓流动的沙漏，这些符号都属于“menento mori”母题，提醒人们记得自己终有一死）；第二个流派聚焦于评判画师的技术，近观他们如何在餐宴、花束或虚空派（vanitas）画作中表现不同物件的质感。即便静物画看似缺乏背景叙事，但当人们跳出以上两个流派，不纠结于器物的寓意或画师的华丽技巧，静物画更深层的内涵将逐渐浮出。

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掠夺，荷兰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进入黄金时代。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纷纷涌进荷兰的港口：来自地中海的水果，来自新大陆的烟草，来自印度的香料和宝石，来自中国与日本的茶叶、丝绸、瓷器，来自殖民地巴西和圭亚那的蔗糖，来自非洲的奴隶……荷兰官方以及东印度贸易公司等私营机构正在竭力扩张，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殖民活动的持久影响至今依稀可见。

Hendrik Cornelisz Vroom

The Return to Amsterdam of the Second Expedition to the East Indies,1599"Asia > Amsterdam" at Rijksmuseum, Amsterdam

随着国家日益繁盛，荷兰国民愈发关注日常生活的趣味，对教育、商业和物质的追求逐渐上升。这些变化猛烈冲击着艺术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萌芽之时、在世上首个消费社会——荷兰，静物画上升变成独立流派实属情理之中。

自然而然，荷兰人想要颂扬、定格他们刚刚收获的物质财富，17世纪人们的办法是让艺术家把这些珍贵的进口商品在绘画中记录。最开始，静物画的画幅较小，图中之物也多产自本地；后来，画幅越来越大，画面更是奢靡地铺满着异域商品：这个流派的绘画越来越浮夸、也越来越精细，跟荷兰的富足程度呈正比。

Clara Peeters

Still Life with Cheeses, Artichoke, and Cherries,ca. 1625.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7世纪初，荷兰最时兴的静物画是描绘日常早餐食材的“ontbijtjes”（早餐组合）。克莱拉·佩特斯（Clara Peeters）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也是将此类静物组合引入荷兰绘画传统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奶酪、洋蓟和樱桃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Cheeses, Artichoke, and Cherrie，约1625）笔触精细，意境却朴实无华，画中的农产食品多产自本地。画中食物还具有民族意义——黄油与偌大的车轮奶酪居于画面中心，表现出创作者关于荷兰农业的文化自豪感（继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佣》【Milkmaid，1657—58】之后，被尊为琼浆玉露的牛奶便成了荷兰的标志性特产，无人不知，近乎陈词滥调）；与此同时，画作的谦逊基调也反映出了当时普遍的加尔文主义信仰；面包托盘的边缘零星地散落着几颗饼干屑，象征着日常生活。这幅作品非常逼真——每片黄油上的锯齿状刀痕便是很好的例证。如花朵般散开的洋蓟与鲜美的红樱桃在银盘上反射出了影子，从画面的棕色基调中跳跃而出。桌子的边缘躺着一颗吃剩的樱桃，只剩下杆茎和果核，温和地影射着稍瞬即逝的生命——当然，油画本身的作用却是恒久流传，画中描绘的食物永远不会腐烂变质。

Willem Claesz Heda

Banquet Piece with Mince Pie,1635.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这幅作品完成后十多年，荷兰的商品进口愈发频繁，进口商品逐渐变成荷兰居民触手可及的日常消费品。与此同时，由彼得·克莱兹（Pieter Claesz）与威廉·克拉斯·赫达（Willem Claesz Heda）等人组成的哈勒姆（Haarlem）画师小组将“baketjes”（宴会组合）引入静物画。奢靡的构图反映着国民的富足，颂扬着国家的环球探索（以及征服）。

相较于佩特斯描绘的早餐场景，赫达于1635年创作的绘画《含有果肉馅饼的宴会画》（Banguet Piece with Mince Pie）展示的场面要豪华多了。1620至1640年代荷兰艺术家在描绘静物和风景时乐于使用“单色”风格，画中温暖、幽暗的色彩是当时的典型，金、银、锡从白桌布以及中性色调背景中跳跃而出。这幅油画尺幅巨大，其中的食物和器皿几乎还原了实物的大小；通过垂下桌缘的柠檬皮和看似摇摇欲坠的盘子，艺术家巧妙地观众吸入画面。桌上的食物包括产自地中海的橄榄和柠檬，还有醋汁腌牡蛎以及盐与胡椒等珍贵的调味料。当然，果肉馅饼才是这顿大餐中的明星——这种馅饼佐以来自印度和近东的昂贵香料和葡萄干，是只有在重大节庆才会出现的珍馐。

tWillem Kalf

Still Life with a Chinese bowl, a Nautilus Cup and Fruit,1662. "Asia > Amsterdam" at Rijksmuseum, Amsterdam

这些描绘财富和放纵的静物画中隐藏着时间稍瞬即逝的警告，所有人终究难逃死亡厄运；纵情酒肉的画面里穿插着一个个不和谐的细节：残破的玻璃杯、倒下的酒器，吃剩一半的馅饼、熄灭的蜡烛。桌子上的牡蛎空壳微微反光，传达出道德告诫——牡蛎在当时被视为强效的催情物，今天依然如此。牡蛎空壳旁放着没有动过的面包，居于画作的中央位置，这隐喻着：宴会的宾客只顾享受肉体上的欢愉，对救赎置若罔闻（在基督教传统中，面包象征生命）。

在历史学家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于1990年出版的文集《重看被忽略的细节》（Looking at the Overlooked）中，他将描绘此类场景的作品定义为“混乱静物画”：酒杯东倒西歪、盘子堆叠如山、桌布乱作一团。“混乱静物画”隐喻着罪恶与美德、纵欲与克制间的斗争，但图像符号又通常具有多重含义，让画中之意复杂难解。比方说，破碎的玻璃杯有时也是财富的象征，因为，根据一项奇怪的风俗，酒吧的金主贵客时兴在喝完啤酒后把杯子摔碎，随后加付杯子的赔偿金（如果没钱支付这项额外费用，就只能和邋遢的普通客人挤在一块儿喝酒）。

Courtesy of the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Johannes Vermeer,Girl Reading a Letter by an Open Window, ca. 1659.

1648年，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抗争了80年后，荷兰取得独立，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独立之后，荷兰的权力分布出现显著变化：在诸如阿姆斯特丹与哈莱姆等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支配权不再掌握在贵族阶层或单一君主的手中，由商人、银行家与贸易客组成的上层中产阶级占据了统领地位。

荷兰的商贾阶层如今拥有着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部分钱财被他们用于提升生活水准，其中一项行动便是购入画作装点家宅。荷兰艺术普遍反映出中产精英阶层的喜好和向往，人们对质量高、价格实惠的画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荷兰的住宅里挂着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从印刷画到临摹作品，再到原版画作。”艺术史学者孟提亚斯（John Michael Montias）在1991年的专著《维米尔和他的圈子：一张社会关系网》(Vermeer and His Milieu: A Web of Social History)中写道。在2004年出版的《眼花缭乱：黄金时期的荷兰绘画》（Enchanting the Eye: Dutch Paintings of the Golden Age）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估算，在1580至1800年间，约有5000位艺术家出产了1000万幅画作（其中，只有不到1%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braham van Beyeren,Still Life with Lobster and Fruit, early 1650s

静物画反复强调着荷兰共和国的富足。在黄金时代的顶峰，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等画家创作了华丽的“pronk”（炫耀）画，其中描绘着中国瓷器、威尼斯玻璃制品，以及各式各样的镀银杯具和托盘。在卡尔夫的作品《中国碗、鹦鹉螺杯和水果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a Chinese bowl, a Nautilus Cup and Fruit，1662）中，丰富的光影、材质和色彩从画面中彰显，正如同期的其他荷兰艺术家，卡尔夫用力刻画着波斯毯、银托盘和中国产青花瓷糖碗，致力于在技术上比打造了这些精美器物的匠人更胜一筹。

这些物件来自世界各处，自豪地影射着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荷兰帝国。通过集中展示各类奇异珍宝，看似遥不可及的文化汇集在了同一个画面中，荷兰的全球化活动不可没。画中的明代青花瓷糖碗承载着两层跨文化交际：除了瓷器贸易，还有一层更邪恶的蔗糖贸易。蔗糖影射着荷兰帝国最为野蛮的一个篇章——通过丰富的文字记载便能对南美种植园里奴隶的悲惨生活略知一二；与此同时，瓷质糖碗上的青白花样被代尔夫特的陶匠偷了师，后来成了著名的荷兰产“代尔夫特蓝”陶瓷——由此看来，这种著名的荷兰特产归根究底竟是源自中国。汉学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 曾指出，对于维米尔的同时代人来说，让他们观看1657年的《窗前读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画中的青花瓷碟恐怕比少女更为引人注目，毕竟这碟子在当时实在是太珍贵了。

Willem Kalf,

Still life with Ewer and Basin, fruit, Nautilus Cup and other object, ca. 1600Asia > Amsterdam" at Rijksmuseum, Amsterdam

画中的炫富标配引发了当代观众的一个疑问：是谁，买了什么东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由谁承担？人们被静物画表现出的物质狂热深深吸引，难免分散了对其中殖民历史的关注，但是，只有结合这个历史背景，才能真正看懂静物画。在 2007 年出版的专著《荷兰黄金时期的静物画和贸易》（Still Life and Trad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中，作者霍赫斯特拉瑟（Julie Berger Hochstrasser）对这类画作做出了新颖的后殖民批判。在书的开头，她援引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针对荷兰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撰写过众多评论）的话语：“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凝结于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近年，艺术学者及评论人开始从经济和后殖民角度解读静物画，深入批判绘画的背景叙事。

考察17世纪荷兰静物画反映出的种种现象，并非追究遥不可及的历史，这些画作为人们反观当代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全球化和消费文化趋于白热化的今天，静物画中的场景已然重现。当下人们疯狂追随的爆款，到底该如何衡量它们的社会价值，人们又为什么喜欢炫耀这些物件？耐克鞋、iPhone 手机、设计师时装，这些商品全球流通，它们的产地却跟荷兰当年的货源地却别无二致（雇主有时还采取着不当劳动行为）。下回当你在 Instagram 上刷出网红精心摆拍的开箱照片——打开的行李箱里满载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请不要忘记：在看似琐屑的器物背后，可能隐藏着无比复杂的黑暗。

Courtesy of the Sammlung Shack/Bayerische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Juriaen van Streeck,Still Life with Moor and Porcelain Vessels, ca. 1670–80.

亚伯拉罕·范·贝耶林 （Abraham van Beyeren）在1650年左右完成的《龙虾和水果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Lobster and Fruit）相比世纪初的简朴早餐场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桌布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波斯毯；鲱鱼变成了龙虾，本地啤酒也升级成为进口葡萄酒；大银盘中盛满了来自温暖地带的异域瓜果……在珍馐之间，画面右下角还藏着一只怀表——这是提醒观看者生命之短暂的典型象征符号。

1600年代晚期，静物画中拜物主义已登峰造极，文化冷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范·施特雷克（Juriaen van Streeck）的《摩尔人与瓷质盛具静物画》（Still Life with Moor and Porcelain Vessels）一画中：大理石桌子上摆开了牡蛎宴，后方站着一个黑奴，身着异域条纹上衣、头戴鲜红色帽饰；黑奴双手捧着一只中国碗，里面装满了柠檬和橙子；人物的出现似竟然没有打破静物画惯常的范式。在当代观众眼中，作品的恐怖之处在于奴隶竟然被当成了炫耀财富的物件，跟画中龙虾或珠宝的作用别无二致——这个摩尔人仿佛也是装在银盘子呈里上的一件进贡。在这个时期，在静物画里安插进黑人奴隶其实相当普遍。有时，画作委托人甚至根本没雇佣奴隶，而是让画师额外添加这一角色只是为了丰富画面的质感、增进奢华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