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历史，还原历史。四川拥有丰厚的文物资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曾发掘出土过闻名全国的说唱俑、汉代摇钱树、画像砖，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更是中国迄今发掘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由国家文物局牵头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发现”）自1990年启动以来，四川考古成绩斐然，迄今已有12项入选“十大发现”。
12项“十大发现”的殊荣，折射着蓬勃发展的四川考古事业。其中既有对历史空白的填补，也有对城市价值的重新定位，甚至在医学方面也有所贡献。
古蜀脉络更加清晰
在1990年之前，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已经实证了古蜀地也曾拥有过灿烂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凭空出世的吗？古蜀文明的序列能否用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构建？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相继被发现，这批古城距今4500至4000年左右，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考古人员对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过调查，但当时因为认识限制，只认为它们是春秋战国、汉代或汉代以后的城址。此后，考古人员开始在大多数古城遗址展开考古试掘和发掘工作。他们惊喜地发现，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当时成都平原追溯到的最早史前文化。这些城址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考古新证据。1996年，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入选“十大发现”。
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到三星堆，戛然而止的三星堆文化又去向了何方？2011年，随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金沙文化再度震惊考古界。在太阳神鸟金箔的精美、玉器的色彩斑斓之外，人们惊讶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上居然有着和三星堆金杖上相同的纹饰。从年代上判断，距今3000多年前的金沙遗址时间恰好比三星堆更晚。2001年，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当仁不让再度入选“十大发现”，太阳神鸟金箔，还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成都城市形象标识主图案。
在史料记载中，古蜀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祖。而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其高等级的墓葬规格和精美的随葬品，就被认为是开明王朝的家族墓葬。
三次“十大发现”，让古蜀王国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重塑区域的历史地位
考古就像历史拼图，一个个考古发现，让历史的色彩重新变得斑斓。
成都，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城址未变。唐宋时被誉“扬一益二”，在杜甫笔下是“喧然名都会”。史料的记载，在近年不断展开的城市考古中不断获得佐证。2008年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出土，便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
这片遗址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江南馆街，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铺砖面路、泥土支路、房址，明、清时期道路、房址、井。遗址的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尤其纵横交错长达数十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而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
包括江南馆街在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4次在春熙路片区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以成排的商铺、“占道经营”的遗存等，证明春熙路从唐代开始，已经繁华上千年。
对于彭山江口古镇，人们对它的认知是一座延续上千年的水码头。但2017年初持续开展的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却实证了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此展开过一场大战。蜀王金宝、金银锭、“西王赏功”金币等出水文物，实证张献忠“千船沉银”不是传说。而三眼火铳、船钉等的发现，也证明这是一处明末战场遗址。在考古学意义上，它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对江口而言，它更是一份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
考古丰富了对城市的认知，改变着一座城市甚至区域的历史定位。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发现”的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第一次发掘出土了举世闻名的蜀锦织机模型，美名天下传的蜀锦终于找到了织造的证据。2017年4月，海内外考古专家汇集成都，共同发表《成都共识》：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主线之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在业内人士看来，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的价值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在织机模型之外，墓葬还出土了920多支医学竹简。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专家认为，这批西汉时期的医简中记载的许多内容与临床关系密切，说明至少在汉代以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有理论指导的中医临床体系，这比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临床体系早了许多年。未来随着研究继续深入，或能将中医临床理论体系提前400年。
考古助推白酒作坊集体申遗
“花钱”的考古如何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在四川，考古出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成了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历年考古发掘的白酒老作坊遗址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更为川酒发展注入了不可复制的文化底蕴。
白酒作坊遗址频有重大发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频频有重大发现。
1985年，绵竹城关镇“天益老号”酿酒作坊的地下窖池中，出土了“永明五年”纪年砖。考古专家经过综合考察认为：“天益老号”酿酒作坊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至少距今已有1500多年，是中国白酒不断代使用至今的古老酿酒窖池。2003年和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此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遗址不仅有反映酿酒工艺全过程的生产设施，还有房屋建筑基址以及大量瓷质酒具等相关遗物。这次考古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发现”，其成果也佐证了剑南春悠远的历史沿革。
1998年，成都锦江区水井街全兴酒厂改建厂房时再有发现。考古不仅发现这片遗址从明清一直延续到现代，更发现这片遗址为“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
2007年，在对射洪泰安作坊的发掘中，清理出了酒窖、接酒坑等多种遗存。其中“品酒杯”是在我国酒类作坊遗址中首次发现。
作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五粮液的历史也通过考古获得了证据。200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长发升”等作坊进行了考古勘探、试掘工作，丰富的遗存为五粮液酿酒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白酒作坊遗址申遗主力在四川
扎实的考古工作，为白酒作坊遗址的申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白酒作坊遗址未来的申遗，也将为川酒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早在2012年，包括四川七大白酒老作坊及窖藏遗址在内的中国白酒老作坊，就已经成功纳入首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一类目囊括了8处白酒作坊及遗址，除山西省的杏花村汾酒老作坊以外，其余7处全部在四川，分别是成都水井街酒坊、泸州老窖作坊群、古蔺县郎酒老作坊、剑南春酒坊及遗址、宜宾五粮液老作坊、红楼梦糟房头老作坊以及射洪县泰安作坊。
白酒作坊为何能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政府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朱小南表示，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目前我国仍在使用或保留下来的酿酒老作坊、窖池群及其相关遗址、遗存数百处，其中尤以四川最为丰富。而中国白酒老作坊布局完整、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完整展现出白酒作坊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白酒酿造工业文化景观的杰出典范。泸州老窖至今拥有1619口百年以上窖池。古蔺县郎酒老作坊则完整保存了传统酿酒作坊的生产要素、工艺流程，特别是洞库常年堆储上万件陶制酒坛，极富艺术审美价值。至于另外4家作坊及遗址，同样各具历史文化价值，折射了中国的千年酒史。
2018年6月9日，中国白酒老作坊申遗联盟已在泸州成立，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发起冲刺。
除了申遗，考古发掘的成果已经让川酒品牌多了文化名片。在水井街，以传统工业遗址和酒文化为展示主题的水井坊博物馆，被意大利考古专家朱力阿诺·沃佩视为文化遗产融入城市的典型案例；绵竹剑南老街，以“剑南春酒坊遗址”为主的遗存，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酒文化旅游景区。
考古，助力川酒“六朵金花”飞得更高。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四川历年入选项目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1996年）：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1996年）：国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最具艺术价值的宋代家族墓地。
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1999年）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2000年）
成都金沙商周遗址（2001年）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2004年）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08年）
宜宾石柱地遗址（2011年）：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其中部分材料证明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说明该区域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
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刘家寨遗址遗存丰富程度超出川西北地区以往任何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对研究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2013年）
石渠吐蕃时代石刻（2013年）：是首次在雅砻江沿岸发现吐蕃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8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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