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989——1983)别名大千居士。下里巴人,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曾出家百日为僧,因得大千名。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传奇人物,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均通。世称“当代石涛”、“南张北溥(溥心畲)”、“南张北齐”(齐白石) 、“东张西毕(毕加索),可见其“中西通吃”,影响力之广。
张大千本名张正权,据说因年轻时两次婚姻夭折,学业有成但前途不明,于是出家为僧、获赐法号“大千”,典出佛家经典中的“三千大千世界’。虽获此大名。却因不愿烧戒而又逃离山门,直到出家一百天后被家人拖回四川老家定亲完婚。不过,这一经历与大千之名,对张大千后世影响之大。直到自己晚年仍念念不忘。他的一生,可谓与佛结缘甚深。
张大干曾系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并著《谈敦煌石室》,《谈敦煌壁画》等书。倡导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到1944年,张大千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轰动中国,国学大师陈寅格认为其画作“虽是临幕之本,兼具造化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玲。迁台后。张大千将居所命名“摩耶精 舍’,三千大千世界,正在摩耶腹中〔摩词摩耶王后是释迎牟尼佛的生母)。与齐白石和张大千相比。溥儒的佛缘更易让人动容。
作为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专业画家,张大千携家人弟子于1941年春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临摹了276幅壁画。同时张大千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
张大千与敦煌,仿佛是一部传奇,一位天纵奇才历经千难万险终成大业。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他辉煌的成就,殊不知背后蕴含的无尽故事……
张大千从老师和朋友处多次闻悉敦煌艺术之雄奇,于是心生游历之念。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精心筹备
为了做好临摹的充分准备,张大千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胶粉;从西藏(据说是从印度或缅甸进口至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办日用品,前后动用了78辆驴车才运至敦煌。
1942年,张大千又专门从青海塔尔寺聘请了藏族喇嘛画师昂吉、三知、格郎、罗桑瓦兹、杜杰林切同赴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喇嘛画师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木炭条细如发丝,宽如面条,刚柔适度。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经历中,藏族喇嘛画师的鼎力相助是不可缺少的。
编写序号
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立即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他首先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向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5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临摹之功
张大千学画时就非常重视临摹古画,他强调“师古人之迹,先师古人之心”。(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刘力上的谈话》)
在摹习方法上,他认为:“临摹,就是将古人的笔法、墨法、用色、构图,通过一张又一张的画作,仔细观察它的变化,并加以了解、领会、深入内心,达到可以背出来的程度。然后经过背临过程,把古人技法运用自如,最后把古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张大千《对友人的谈话》)
原貌重现
张大千在《谈敦煌石室》中说:“敦煌现存之(壁)画,约三分之二已变色,其余完美如新。用其银朱和粉绘色者都变为黑色,现临摹者以皮肤为黑色,实为大错。石青、石粉所绘之部现尚崭新,而粉与石彩、银朱均不能混合,一经混合,经久即黑。”
基于对壁画的色彩分析,张大千临画的方法是透过现象,恢复原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推测其本来面貌。其目的在于学习古人的造型设色和用笔方法,为己所用。
倾力为艺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皆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张大千特别开设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须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做饭、取暖。为防土匪的侵袭,张大千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
为维持敦煌的开支和供养四川的家人,张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赶绘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为偿还债务,张大千只得将珍藏的200多幅古画忍痛出售。
虔心写佛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退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张大千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
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张大千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躲避匪乱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大千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