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玩物图》
对于文人画传统而言,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都作为理想人格的隐喻,正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中视莲花为高洁的、不为环境所动的人格化身,并且感叹其“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长久以来,中国的传统文人画与这种文学表述保持着整体的一致性,并由此赋予了自已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即使身处浊世或剧变的时空之中,传统文人的典型态度也往往是“清赏”,从其诉诸笔端的对象那里,寻找具有疏离感和独立意态的自我表征,而在当代社会里,这种身份感往往变成了一种姿态化的表演,原因在于如此的角色定位已经丧失了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立于清赏式的“远观”姿态,李津采取的是戏谑性的“亵玩”立场,在他的画卷中,自我与周边的世界同化为可亵玩的对象,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被取缔了,精英化的文人身份彻底消解,世俗的欢乐本身成为了表达的主体,生命的欲望与本能受到赞颂,他那些颓废而怪诞的文本流溢着巴赫金(M.M.Bakhtin)式的“民间狂欢”色彩,也如同一场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言的“醉”的无尽编织。
李津作品《洗澡图》
在李津的风格成形过程中,有三个地域构成了特殊的启示,首先是他的故乡天津,自中国近代化以来,它作为港口、租界及其与北京的紧邻关系,获致了显要的地位,而此后逐渐衰微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它一种奇异的地域性格,其中交织着自我缅怀、自得其乐与自我调侃;这种地域性格被他保留和运用于作品的自我描述之中。第二个令他得益的地方是西藏,对于当地宗教氛围的体验使他反思了年轻时代过于激越的悲剧意识,后者是由1980年代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人文思想所带来的理想主义倾向,在经历了以1989年为分野的现实变迁之后,无数的个人因为难以寻找到精神的疏解方式而倍感痛苦;在他有关西藏的回忆中,对于天葬仪式里生命被还原为“一篮子的肉”的目睹,造成的个人震撼非比寻常——他绘画中对于肉欲的迷狂表达也许可以追溯至此,仿佛是通过层层叠叠的色相书写来抵销这一时刻所留下的心理黑洞。
“肉”,正是李津后来用以编织其文本的最重要的物质化意象,也是他最具魅惑力的语言肌理,它贯穿在他笔下的女人和食物形象之中,而他的长卷更是关于肉或肉欲的巴罗克式的繁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西藏给予他的也许是于日常中体验虚无与永恒的教诲,不过这种教诲并未再进一步将他推向宗教虔信,而是使之逐渐滋生出及时纵乐的颓废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随后到达的第三个地方南京声气相通,后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从文化特征上素来以耽于感官享受和追忆古老的繁华时光而著称,在他来到这座江南城市时,恰逢当地“新文人画”的兴盛期,在那里,他邂逅了朱新建,即使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也从不讳言朱新建在绘画意识上给予他的影响。
李津作品《百年好合》
“用齐白石的笔墨画裸体女人”,尽管只是“新文人画”派中最具个性的朱新建早年的一个幻想,但多少定义出了他后来的方向;如果说朱新建因为认识到文人传统的沦丧,转而以书写世俗化的欲望,达成了放浪与闲适的唯我主义面目,那么,李津同样是在放下了文化的“端正感”和负担之后,找到了个人表达的自由——“我是斧斧生威,他是回首一袖箭”,李津在述及自身与朱新建的差别时曾经这样来形容,这应该是在表述朱新建的风格充满南方式的灵动与简省,而他自身则保留了北方式的铺张与猛烈,不过,笔墨与气质还不足以分清两者,在我看来,他们的更大区别在于自我的文化身份定位。
相对于朱新建以野逸的笔墨承载肉欲的意念,但始终映衬着画面背后那个孤高的文人化自我的背影,李津则通过“降格”与“贬抑”将自我释放到了真正的现实之境,从而告别了传统文人画的自我界定,以媚俗化的姿态寻觅生理的愉悦感,在他的那些画作之中,我们不时地捕捉到他的那样一个自己的存在,那是一个在满桌佳肴前大快朵颐的人,一个和女性尽享鱼水之欢的人,偶尔,这个身影出现在文人雅集之中,但吸引他眼球的并非高雅的清谈或歌吹,而是女人的臀部和鸡腿,两者被表现得如此肥美浓腻,强烈地撩动着欲望和神经,同时也对周围那些沉迷于形而上思维的高士们构成了挑逗与反嘲……
通过类似的对比性呈现,他确立了一个执迷于世俗享乐的自我形象,并且在“食”与“色”两种题材的反复书写中予以强化,这两种题材在他的创作形态中并不止于并行的关系,而是处在了进一步的相互转换之中:“食”成为了“色”的隐喻,瓜果被描绘成阴茎,由女人握在手中加以亵玩,反之亦然,他笔下的女性肉体也令人联想到丰盛、荤腥、热烈的宴席,如果说这样的表达会令女性主义者心生不满的话,他在另一些作品中似乎对此进行了“赎还”:粗犷的男人穿上透明的纱裙,故作媚态……这种易装癖所意味的“性别的颠倒”,与他那些泛性论的颓靡表达一样,都可以视为对于画家—文人这种历史身份的消解,与此相辅证的是他画面中密密麻麻、“纵横歪倒”的题款,也一反传统文人画中的留白习惯,仿佛对“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民间狂欢氛围的刻意渲染。
事实上,李津的《美食图》恰好以“食色,性也”巧对了“林泉高致”,在他的返俗之举中隐含了大雅之音已然不存的无奈告白,从而衍生出了一种对于自我与文化的调侃态度,这种态度与“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以及艳俗艺术具有切近的精神底调,或者说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伴随着政治现实的挫败和人文情怀的流失,艺术家们只能以类似犬儒主义的立场来转换昔日的理想主义,来宣泄内心的痛苦与失落,而从题材性上发生的明显转向就是从公共领域(PublicSphere)走向私人空间(PrivateSphere),或者,更形象地说,就是从“广场”到“卧室”。
尽管面临相同的困境,但书写的取向有别,如果说“玩世现实主义”与政治现实保留了一种潜在的冲突感,李津式的表达则摒弃了与意识形态主题的最后一缕牵连,刻意返归了日常世界,并且在其中寻找私人化的乐趣,那些题材看似“屑小”与“家常”,却能穿越以民主程度来分界的不同社会形态而抵达人性的普遍情境,由此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喜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些作品尽管是“非政治化”的,却以“将臀部露给政治之父看”的方式实施了对于意识形态的纵情反讽,将之彻底地虚无化,相比之下,他对于传统文人画的消解,则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背离,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昔日文明高度的仰慕与体味始终在持续,譬如他的《清润图》就展现出一派清雅隽永的气氛,其中的每一笔仿佛都含有水的滋润与荡涤,当画面中那个文人形象如同他内心理想的自画像被还原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察觉到这样一种事实:当伟大的传统不断地沦丧,个人的命运就是一场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