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洋家具
姜维群
“五大道”已经成为天津旅游的一大名片,但许多徜徉于五大道的游客都有一个隐约的遗憾,就是大家无论冬夏只能在大街上溜达,几乎很少能进到小洋楼的里面,看一看那里的楼梯楼板,看一看那里的家具装饰。学者冯骥才说,天津有两种文化,一个是老城厢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五大道小洋楼的租界文化。由此也可以这样说,由小洋楼的建筑格局,衍生出独特的天津“洋家具”文化。收藏五大道的洋家具,研究个中的特色,不仅是文化,更是收藏的实物能够把原有的文化复原。
一、天津洋家具式样独特,全国首屈一指。
笔者在《民国家具鉴赏必读》中阐释了一个观点:“租界地的建筑完全照搬了欧洲发达城市,建筑会直接影响家具的品种和品样,二者又会改变人们的服饰取向与生活习惯,进而改变我们固有的做法和作风。”说得再直截了当一些,家具其实是建筑的一个拓影,什么样的建筑往往决定什么式样的家具。
天津九国租界地,创了一个世界之最,至今这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仅以开滦矿务局大楼为例,外表14根高大的罗马柱、内中高大的天井异常壮观,建筑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当年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配置了角柜和柜子等,至今留下的房间壁炉式样各异,各有妙思。可以想见,当年家具的式样也是各臻奇妙的。
天津的洋家具不同于海外同时期的家具,当时这里的家具仅有一少部分是跨洋海运过来的。家具的配置是很独特的一门学问。尤其是新的城市新的建筑落成,没有现成的家具可以“拿来主义”,必须重新量身打造。据记载,庆王府的家具就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这样的家具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城市建筑的烙印,也必然打上个人审美趣味的烙印。
天津在上世纪初是一个崛起的城市,中国建筑一般以平房为主,而租界地以楼为主。城市面积的扩张,需要大量的家具填充其间,天津的家具制造业出现空前的繁荣,仅举一例,一斑可窥全豹。
天津惠福木器行(天津家具五厂前身)始建于1927年,恰值天津市已升为“特别市”,因为市场好,很快就发展起来,其主要经营的是木器家具和沙发。中国的沙发是舶来品,洋楼客厅、书房的格局,使沙发成为必备的家具。在惠福木器行的档案资料中发现,1935年2月7日坐落在海大道的木器行发生火灾,火灾殃及周围的商铺和住户,并烧死一名叫鲍仁规的中年人。受灾比较严重的商铺有敦庆隆、同兴银号等。另外,仅此一处就有三家木器行被烧,即惠福木器行、裕兴顺木器行、华洋木器行。由此可见,天津当时的家具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产量相当可观。
天津洋家具的特点不以红木为主,而以柚木为贵。柚木是一种珍贵的木材,价格和红木相等,其优点是不翘不裂,柔韧而具有油性,木质硬度适中。而更多的家具使用榉木、椴木和榆木。天津的洋家具在式样上中西结合,多为欧洲家具的简约风格。特别是存世的坐椅数量惊人,式样繁多,几乎不胜枚举。意租界的意大利领事馆现在旧建筑犹存,据回忆,当年地下室内的坐椅有几百上千把。确实,那么多的楼宇,那么多的房屋厅堂,椅子应该是一个大项,且式样新奇,具有鲜明的“天津特色”。
二、天津洋家具不等于欧式家具。
说一个现象,“五大道”热了,于是有人想用回流的欧式古典家具装饰冒充一下五大道的“当年”。然而人们立刻会发现,这些欧式古典家具和五大道的建筑格格不入,一看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冒充中国人。这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异。像国外风行的巴洛克、洛可可式家具,曲线精美分外华丽。虽然在五大道的洋家具里面能找到其中的影子,但它已经融在简约的元素之中了,融在诸多的中国元素中了。
穿衣镜为例,这是洋建筑里面的摆设,但已经化为中西合璧的天津洋家具了。譬如陈列于意租界领事馆内的穿衣镜,乍看是国外形制,但又有中国座屏的架构。有镟木纺轴的国外工艺,又有如意云纹,甚至帽顶处是双凤朝日的图案。这样的家具形制,别说外国,就是中国也只有天津有。至于衣柜、角柜、梳妆台等家具都有这样的特点。
三、天津洋家具独立于海派家具之外。
一说民国家具必然想到海派家具。海派家具形成了色彩统一、木质独特的民国家具特色,但它不是天津洋家具,不是主流,只是有一些在天津的南方人家庭喜欢使用海派家具。
天津洋家具以柚木为上,柚木家具等同于红木一样的华贵。至今的民国家具中,凡柚木家具必是柴木家具的几倍价值。
在式样上,海派家具比较拘谨,谨守在几个典型的程式化的式样上。像大衣柜,以双开、三开为多。而天津洋家具的立柜有独柜,式样很多,有双开、三开和四开门的。在镜台、梳妆台的式样上也是五花八门,是独立于海派家具之外的民国洋家具。
明式家具已经退出流通领域,进入拍卖行列;清式家具前20年大量外流,存世量已经有限;作为天津的洋家具因为不是红木花梨(中国人崇尚硬木)材质,一度被排斥在收藏之外。随着民国家具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发现天津民国洋家具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收藏天津民国洋家具,发掘其中的文化历史信息,应该是天津人责无旁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