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家具是宋代汉族家具的发展之源,但宋式家具又是明清家具之源。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且,此时汉族工艺美术所获得的业绩与地位也是举世瞩目的。总的来说,宋代汉族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
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低贱模仿高贵,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炼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
当然,以上这些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时代语境。
其一,政府的倡导。
与其他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大多数提倡简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八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而宋朝则规定皇帝身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根本无法相比。宋朝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如大中祥符元年 (1008),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天圣七年(1027),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如程颐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必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也执此种看法,他在《劝农论》中说,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矣。”当然,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又另作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