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丽抬着腿转头看观众,仿佛在等待交欢。
荷伊恩·布鲁玛
新艺廊的展览中,伊迪丝的肖像和情色作品放在一个展厅里,比如一个年轻女孩用手掰开玫瑰花瓣般的私处的水彩、铅笔画(1911年的“梦中观察”),还有沃丽抬着腿转头看观众,仿佛在等待交欢(1913年的“穿着红衫的沃丽抬着腿”)。
1912年席勒因绑架、强奸和公开宣淫被捕,其时沃丽和他住在下奥地利州的小镇新伦巴赫。前两项指控因证据不足被撤消了,但席勒的色情画足以让第三项指控成立,他被判入狱二十四天。沃丽作为情人忠诚地等着他。尽管席勒有着无穷的波希米亚气质,却没有把沃丽视为合适的妻子类型。席勒的父亲是个谦逊的火车站站长(年轻时因患梅毒而发疯),席勒本人则希望既能探索黑暗的情欲艺术,又能享受安逸的小资家庭生活。所以他需要一位出身中产的妻子。
伊迪丝和阿黛尔住在席勒维也纳画室的对面。他经常对着窗户晒画、做鬼脸,吸引了姐妹俩的注意。他还会带着她俩去散步,为了让她们焦虑的母亲放心,他甚至带着沃丽一起去散步,以显示有值得信赖的女性陪护。起先他不太确定伊迪丝和阿黛尔谁会是更好的妻子,最后选了伊迪丝。阿黛尔最多只能为姐夫的画作宽衣解带当模特。
席勒的理想是婚后仍与沃丽保持关系,至少在度假时可以玩玩三人行,但伊迪丝坚持让沃丽消失,沃丽亦大方让位。这必然令两人极为痛苦,席勒1915年的油画“死亡与少女”揭示了情殇:画中男人很像艺术家,紧紧拥着一个半裸的女人(很像沃丽),女人的胳膊绕在男人身后,双手紧紧箍住,仿佛是最后一次拥抱。坟墓般的棕色色调和裹尸布似的床单奠定了悲情基色。两人看上去痛苦极了。
席勒为新婚妻子伊迪丝所作的肖像画
站在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为伊迪丝画的全身肖像前,我觉得这是他对新婚妻子的特别致意。这画也是新艺廊(Neue Galerie)的席勒肖像画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1914年春天席勒开始追求伊迪丝(以及她的妹妹阿黛尔),1915年伊迪丝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此画即作于1915年。(画展上还展出了一幅伊迪丝父亲约翰·哈姆斯的肖像,色调是肃穆的秋色,这位退休铁路工人蜷坐在扶手椅里,可能半睡半醒。这说明席勒在和伊迪丝结婚一年后就得到了丈人的原谅。)
瞧她,红头发,笨笨地挤进奶油色的背景里,瘦削的手好像捏着彩色条纹裙子。这裙子是她用窗帘布做的,她穿着白皮鞋的双脚轻微内撇,苍白的脸上大大的蓝眼睛带着孩子般的无辜。这肖像给人的印象是洋娃娃一般,僵硬,羞怯,好像控制不好自己的四肢。涉世未深、体面正派的伊迪丝·哈姆斯出身新教家庭,居然和一个有名无实的天主教画家结为夫妇,更何况这画家还是以情色画作著称的,许多画中的模特正是他的情人、自由不羁的沃丽·诺伊齐(Wally Neuzil)。
大型作品“隐士”中,席勒和克里姆特成了殉道的圣人,紧贴着仿佛在跳死之舞。
传统观点认为席勒画于1915年的伊迪丝肖像流露出他对爱情的失望。他的妻子代表了维也纳社会所尊崇的家庭稳定等价值,但她一点儿比不上沃丽的性感。席勒也为伊迪丝画过不少色情画,有的双腿大张(1916年的“半裸坐像”),有的从背后抱着丈夫(1915年的“拥抱·之一”),但她看上去总是很正经,甚至有点儿尴尬。伊迪丝的画像中从没有沃丽那种对性无所不知的暗示。第一眼看上去,它们也没有死亡隐喻。死亡是席勒在许多画作中特意呈现的病态:裸体几乎瘦成骷髅,手肘和指头沾着血污,这些都预示着死亡,哪怕画中人正在做爱。在著名的水彩画“穿着黑衣的自画像,正在手淫”(1911年)中,画家看上去像具尸首,尸气多过活息。席勒是描绘堕落的大师,那些活生生的人的死亡过程,正如辉煌的维也纳文化已走到灾难性大战的边缘,伟大帝国即将灰飞烟灭。
那么伊迪丝明显天真无辜的肖像应该如何融入席勒的整体创作呢?它只是表达了夫妻间的保证以及情欲的消逝吗?还是有更多涵义?我觉得有。越是仔细观看,越是能感觉到席勒对维也纳式爱与死之纠缠的着迷。
席勒画中的许多人物,不光是伊迪丝,哪怕是他的自画像,也时常有一种木偶感。新艺廊的展览中还有一幅作于1910年的“手臂交叉在头上的自画像”,席勒的扭曲程度极像一个牵线木偶。挂在伊迪丝肖像旁边的是他最动人的一幅油画,定格在画家和他的情人刚结束欢爱的时刻。席勒看起来不怀好意,好像不死僵尸从棺材里爬出来,盘旋在沃丽身旁,沃丽则手脚跪地,像被吸干了似的,仿佛筋疲力尽的舞者。
木偶可以代表许多意义。其中一种是人的身体受意志的支配。伊迪丝肖像中的无助,很有可能构成了她对席勒的情欲吸引:羞涩的资产阶级少女受到年长的、更有经验的艺术家引导。即便席勒对腐朽堕落着迷,他肯定也相信艺术的高贵力量,艺术家是木偶大师,是上帝。
席勒画过好几幅怀孕女人,子宫里的婴儿急于出世。其中一幅画在木版上,题为“死去的母亲”(1910)。在这幅画里,诞生直接来自于死亡。1911年他画了第二幅“死去的母亲”,取了副标题“天才的诞生”。席勒和母亲的关系不佳,时常憎恨彼此。他经常暗示,她唯一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一封信中他问母亲:“你生了我之后,肯定高兴坏了吧?”
他的导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要更轻松有趣,席勒可能和导师分享了深深的浪漫派观念—艺术家是神圣的局外人。1912年席勒画了一幅大型作品“隐士”,他本人和克里姆特成了殉道的圣人,他头上绕着荆棘冠,脸因刺痛变了形。他们穿着深色袍子,紧贴着像在跳死之舞,虽然活着却在受死亡力量的驱动。
在许多文化中,神圣的局外人是性别含混的,非男非女,好像天使。席勒的画作中也有此暗示。他的“穿着黑衣的自画像,正在手淫”将睾丸隐藏在双手后,而双手的形状又如女性性器。席勒还为一位赞助人的儿子埃里希·勒德雷尔画过精彩的肖像,有油画有铅笔画,这些画作赞美了他雌雄莫辨的气质,一种局外人的非凡之美。那少年活得好好的,但画中的脸色却带着些尸气。
任何看过高质量木偶戏的成人或孩子都知道,玩偶可以比真人看上去更真实。日本的文乐木偶戏是最高级复杂的品种。即便穿着深色和服的木偶师也站在台上,玩偶的台词由坐在一边的旁白者讲述,那些木偶依然诡异地宛如真人。从文乐木偶戏演化而来的歌舞伎,则是以真人来模仿木偶的一举一动。席勒是日本画的热情拥趸(也是收藏者;他收藏的日本春宫在维也纳数一数二),可能他的艺术与日本戏剧传统有一定的联系。
席勒的情欲木偶师之前也有先例。奥维德的《变形记》中雕塑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出的象牙美女。他向爱神阿弗洛狄忒进贡后,雕像如他所愿变成了活人。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与席勒更接近的时代,我们听过E. T. A. 霍夫曼的故事,讲一个学生纳塔内尔爱上了机械木头人奥林匹娅(雅克·奥芬巴赫把这故事改编成了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她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要比任何人对他都投入。用纳塔内尔的话说,奥林匹娅是“深刻的精神,反映着我的整个存在”!霍夫曼的另一个故事《机器人》中有人表达了对机器人的厌恶:“那些东西要么是活死人,要么是死活人。”
没有理由认为席勒画伊迪丝肖像的目的是要表现活死人。她也不单单是他天才的映射,皮格马利翁的雕塑的升级版。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从另一方面看,席勒画作中木偶似的人物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生气。
1915年席勒结婚那年,他开始画“母亲和两个孩子·之三”。他之前处理母亲这个主题时,看上去都像死人或者半死人,眼睛空洞无神,脸色死灰。两个孩子都以席勒的侄子托尼为模特,脸颊粉红,生气勃勃。他们像伊迪丝一样,穿着明艳的彩色衣服,同时也有一种木偶人的僵硬,等着木偶师来牵动。
席勒的艺术充满了对死亡和腐朽的深度敏感,但他要比那些评论家以为的慷慨得多。他的大多数作品包括色情画,都表现了人类的脆弱。再次,这与日本审美有相似之处,不是他珍藏的木版印刷品,而是日本戏剧和图画中时常表现的无常感,转瞬即逝的生命,死亡诗歌等等。
席勒和他的模特的命运,可以被视为他艺术敏感度的悲剧注释。1917年,在与席勒分手两年后,沃丽在达尔马提亚当护士时死于猩红热。一年后伊迪丝怀着席勒的孩子,死于西班牙流感,这场瘟疫卷走的生命比整个一战死亡人数还多。伊迪丝去世后几天,席勒也染上流感去世,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