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顶峰阶段,无论铸造水平还是装饰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装饰艺术对后世的装饰技艺、装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商周青铜器高超的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纹饰构造、铭文书体、装饰工艺等方面。青铜器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高度发达的装饰艺术主要与此紧密相关,其装饰功能始终服从于青铜器的礼乐功能。
纹饰变化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
据现有考古资料,中国青铜装饰纹饰最早见于夏代晚期。自商代始,纹饰开始变得繁缛、神秘,主要种类包括动物纹(想象型与写实型)、几何纹与人物画像写实纹等,其中动物纹为青铜纹饰的主体。
商周时期,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体可分三种风格,即汉学家高本汉所说的古典式、中周式、淮式。古典式纹饰流行于商代后半期和西周早期,主要为想象的动物纹,如饕餮纹、夔龙纹等,前者又占主导地位。张光直认为,商代青铜器纹样装饰具有一定的宗教力量和政治力量,旨在实现某种宗教目的、政治目的,饕餮纹是商代巫觋祭祀时通天地的凭借。概言之,商代装饰纹饰具有极强的神秘感,为各种动物的变体或合体,这与商代祭祀文化以及当时对大自然的认识密切相关。
西周时期尤其中后期,青铜器纹饰的风格发生很大变化,演进为中周式,动物纹的纹样趋向呆板和固定化,所表现的神话力量递减,动物纹趋向写实,饕餮纹几乎消失。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神鸟纹、龙纹显著增加,从商代的“饕餮时代”进入“凤鸟时代”。这与西周天命观由“天命不俗”演进为“天命靡常”、“事鬼神而远之”、“以德配天”的民本思想密不可分。
春秋早期仍沿袭了西周纹饰的风格,出现了淮式纹饰,虽然其中重新出现了饕餮纹,但所具有的神异力量被全部去除,并开始出现诸多新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后,几何形图案组成的几何纹逐渐兴盛,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美学视野,为青铜器的装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战国时期出现了水战、攻城、狩猎、采桑、搏斗等图案,用写实手法描述当时社会生产、生活、军事场景。青铜装饰纹饰的变化,与当时礼崩乐坏、重人轻鬼、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青铜礼器渐趋衰落等社会变革密切相连。
铭文装饰寄托时人审美情怀
铭文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书写工具,而且是附属于青铜器、烘托青铜器的重要装饰手法。这一点反映在铭文书体的发展演变、铭文布局及装饰工艺等方面。
首先,从书体角度看,不同时期的铭文具有不同的时代风尚。时人审美价值取向的不同,是导致其风尚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商代铭文大多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首尾出锋,间用肥笔。西周铭文的书法艺术在商代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早期的风格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结构严谨精列,行款章法自如。西周中期逐步摆脱早期书体端严谨持的框架,形成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西周晚期的字体趋于规范,字迹优美,书写便捷,结构和谐。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各诸侯国铭文的地域特征得以彰显。因此,铭文已非纯粹的记事工具,也成为美术符号,借以寄托时人的审美情怀。
其次,从文字布局看,为增加青铜器的美感,铭文布局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商代晚期,文字大小不一,竖成列,横不成行。周武王至康王早期,字形大小不匀,布局仍不够规整。周康王中后期以后,竖基本成列,横成行。周夷王至幽王时期,布局不仅竖成列,横成行,而且出现了长方格。整篇铭文布局规整、自然,与青铜器本身的端庄浑然一体。春秋以后,铭文内容转向以“物勒工名”为主的形式,布局开始摆脱了规制。
最后,从文字装饰工艺看,铭文制作多运用错金、鎏金工艺,如著名的楚器书也缶、鄂君启节等器物的文字均采用了错金工艺,文字显得高贵典雅,使青铜器的尊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装饰工艺与纹饰、铭文相得益彰
除在铸造工艺(如镂空等)上有所体现外,商周青铜器还在成型的器体上施加鎏金、金银错、镶嵌、线刻等各色工艺,以达到装饰的目的。
其一为鎏金。将黄金和水银按比例混合,再行加温,使黄金溶解于水银,形成金泥。在需要装饰的地方涂抹金泥,然后加温将汞蒸发,黄金便均匀地留在器表,最后用玛瑙压光。这种装饰工艺在商周时期便已发明,并在战国时期广泛应用。
其二为金银错。基本工艺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第二步是錾槽;第三步是镶嵌,即将金银片镶嵌到槽内;第四步是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金银错工艺可令工匠挥洒创意,使器物表面的颜色错落有致。
其三为镶嵌。这是在器表镶嵌与器体质地、颜色不同的材料以作装饰的方法,镶嵌材料主要有绿松石、红铜、玉石等。这些镶嵌术可使器物达到美轮美奂的效果。
其四为线刻。在商周青铜器装饰工艺中,线刻工艺已经开始运用。在古滇青铜文化中,这一工艺得到高度发展,成为古滇青铜文化装饰艺术的突出特点,所刻线条粗细不一,图案题材丰富多彩,凡花草、鱼虫、鸟兽、人物造型无所不有。
总之,装饰工艺与纹饰艺术、铭文装饰相得益彰,使青铜器的神秘性与审美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