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一段记载:当年,董其昌乘了一艘书画船到苏州虎丘,邀请当地大收藏家韩世能的儿子韩逢禧来,比划一下各自的收藏。沈德符算是看客,老董带了一位宠爱的小三,四个人在船上整整看了一天字画。最后,董其昌拿出一卷颜真卿书法《告身》,大赞此作如何珍贵,还说:“这卷字是我朋友陈继儒所藏,真是不得了的宝贝!”
沈德符将信将疑,仔细一看,卷子上有一行小楷“中书侍郎开播”。沈便当众说道:“唐朝没有听说有姓‘开’的,自从南宋赵开在蜀地显赫,才将名氏拆分,析为两姓。况且,此‘开播’还担任中书侍郎,中央要员,怎么不见于《唐书》?依我看,此人定是唐史记载,由卢杞推荐,后来担任中书侍郎的‘关播’。颜真卿与卢杞、关播是同时期人,临摹颜字的人不懂历史,将‘关’字讹笔为‘开’字了。所以,这字的真假还用再说吗!”老董赶紧打断,“你说得对。可是,这件东西既然是陈眉公的宝贝,大家外面就别放声了。”他边说边连忙将字卷藏了起来。后来,沈听说这幅字被徽州的富家收藏了,至于那“开”字是否改过,就不得而知了。
有理由相信,那次的虎丘“预展”,是老董有备而来,目的就是意图向富二代兼“藏二代”韩逢禧推销字画,可惜被不知趣的沈德符搅局黄了。其实,董其昌嘴上虽说这卷颜真卿是陈继儒的收藏,实际是画贩子们的套话。陈继儒,字眉公,是董其昌的密友。两人非常要好,老董有时请人代笔作画,还托他出面做中介。陈也一贯捧董的臭脚,帮他抬轿子,做托。可以揣想,有多少不名誉的字画交易,系由两人双簧完成。
还有露马脚的事儿。董其昌曾有一幅号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他在画幅题跋,洋洋洒洒:“宋时有无李论,米元章仅见真迹二本,著色者尤绝望。此图为内府所收,宜元章《画史》未之及也。石角有臣李等字,余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兹以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本出自文寿承,归项子京,自余复易于程季白。季白力能守此,为传世珍,令营丘不朽,则画苑中一段奇事。戊午(1618年)夏五之望玄宰题。”
这段题跋牛皮吹得很大。北宋米芾比李成晚一百多年,在他的《画史》中就说,“李成真见两本,赝见三百本。”董其昌比米芾更晚了五百多年,经历了多少战乱变迁,奇怪老董怎么就能见到真的李成呢?而且一口断定是米芾没有看到过的。况且,他那么推崇李成,说李是王维开创文人画之后的“嫡子”。要真是李成真迹,又怎么肯将《晴峦萧寺图》转让呢。什么宫廷收藏,什么米芾没有看到,什么“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等等。不消说,题跋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来他的朋友,鉴赏家汪珂玉,拆穿了这个把戏。他说,陈继儒《妮古录》一书里早就明明说,这件大青绿《晴峦萧寺》是董羽画的,怎么就变成李成了呢!想必是董其昌知道底细后,动手脚添款作伪,糊弄富豪。
董其昌敢这么忽悠人,除了自己位高权重,艺术地位和鉴赏地位高之外,外在的因素是晚明时代财富膨胀,“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那时有钱有闲,或者说人傻钱多的比比皆是。于是乎附庸风雅,炫耀收藏成为一时风气。
有个锦衣卫指挥黄琳,字美之,收藏书画古玩,东南有名。名士都穆去他家看画,口气很大,对黄说,“宋元的东西咱们就不看了吧。”黄美之很笃定,他让人从密室先拿了轴王维着色山水,接着是王维的《伏生授经图》,源源不断,跟上菜一样,都是唐代名家。都穆看傻了,连连说“生平未见,生平未见”。我看老董也坑了他不少,特别给黄琳戴高帽子,夸他是“收藏赏鉴为一时之最”,就是今天“艺术权力榜”冠军的意思。
市场一膨胀,就要求大量字画供应。但存量就这么点,只有作伪造假能解决海量需求。当时不要说是古代的,就是当代字画也有大量赝品。而且,大批文人高手也参与书画作伪,弄得即使像文徵明这样的大画家也被“打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过了五百年,张大千设圈下套的本事比诸老董更有出蓝之誉。我们常常不是低估古人的智商,就是高估他们的操守。今天,土豪们在收藏上同样豪气冲天,“老董们”同样呼风唤雨,“老冲头”纷纷从地下爬出来,为市场繁荣服务。
王季迁曾问张大千,为什么要卖假画给人家。大千说,这帮有钱人又不懂,卖给他们真画多浪费,不值得。呵呵。■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