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巴黎秋高气爽,沐浴在阳光中的各大街道也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好比一幅幅超现实画卷。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汇集了各地前来参加巴黎艺术周的收藏家、艺术品经销商、美术馆长及其余各路艺术界人士。他们或在阳光下漫无目的地闲逛,或三两成群地出没于食品贩卖车、咖啡站及雕塑周围。
让·阿拉德设计的“犰狳茶亭”(Armadillo Tea Canopy),目前正在第43届巴黎艺术周上展出 图片来源:网络
在香榭丽舍大街与塞纳河之间的宽阔步道两旁,坐落着由知名建筑师查理·吉罗(Charles Girault)设计的大小皇宫,堪称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连接两座皇宫主体的小广场——建于1900年——现在经常挤满了各种小车和巴士。大皇宫目前是巴黎当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以下皆简称Fiac)的举办场所,一旁的路面上绘有白色字样“艺术将会帮助我们克服惰性”(L‘art est ce qui aide a tirer de l’inertie)——它出自年近九旬的海报艺术家雅克·维尔格利(Jacque Villeglé)之手,此格言是艺术家、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于1971年所创。
距离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枪击案发生已有一年,巴黎艺术界以此表达着对暴力的不屈服态度,这座城市正致力于在文化方面寻回自己敢开风气之先的灵魂。目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仍在街头和地铁站巡逻;频繁的箱包检查亦令各大旅游景点的等待时长多出不少。不过,艺术顾问劳伦斯·德雷福斯(Laurence Dreyfus)表示:“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时,就应做好奋斗的准备。东山再起正是我们所擅长的;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
Fiac总负责人珍妮弗·弗雷(Jennifer Flay)也表达了类似的乐观态度。“自枪击案发生以来,在各大街头重建各种咖啡站成为了一种宣示我们不屈意志的姿态。一味为退缩与不安所困,不啻为一种投降主义的表现,”她说道。“Fiac此次将艺术家乌戈·罗迪尼(Ugo Rondinone)所设计的五棵铝制橄榄树及五座石人雕像安置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的做法,既表达了傲然挺立的强势姿态,同时也意味着对和平的呼吁。”
卡塔利娜·格罗瑟(Catharina Grosse)作品《O.T。,2015”》 图片来源:网络
由于温斯顿·丘吉尔大道部分地段的临时关闭,维尔格利的作品——作为Fiac所发起的公共艺术工程的一部分——所覆盖的范围在今年首次扩展到了小皇宫附近,其占据的户外空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43届Fiac以这种颇为“巴黎式”的风格回应剧场枪击案,借此传达出相当清晰的信号。
平民们无惧危险地来到这座城市的各大酒吧与小食店(Bistros),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此同时,巴黎艺术周的成功进一步地彰显了这座城市目前的精神状态。本届Fiac的巨大成交量令人始料未及,而与之同时举办的域外艺术博览会(Outsider art fair)、巴黎国际(Paris Internationale)及亚洲艺术博览会(Asia Now)亦大获成功,当中既有世界级的精品展出,又有初出茅庐的草根艺术。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在欧洲当代艺术界的地位大有超越伦敦、重归鳌头之势。
本年度的Fiac雕塑展以及在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展出的让·布鲁维(Jean Prouve)、让·努维尔(Jean Nouvel)及让·阿拉德(Ron Arad)等知名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乃是在弗雷和巴黎市长安妮·希达戈(Anne Hidalgo)的通力合作之下才得以完成的,此举意在超越Fiac所固有的商业考量,为艺术作品开拓新的公共性。“这不应只是小圈子内的游戏(entre-sois)。艺术如能以更加慷慨及民主的方式在社会中广为传播,便可起到促进平等的坐拥,产生有助于社会团结的力量。”
2016年度杜尚奖(Prix Marcel Duchamp)得主、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对此主张表示了认同。“查理周刊枪击案一度使我意志消沉,而巴塔克兰枪击案则让我猛然醒来。我必须为此做一些什么。”阿提亚与他的朋友及商业合作伙伴奇科·塞洛姆(Zico Selloum)一同筹集资金,在颇具文化多样性的巴黎第十区开办了一家名叫“La Colonie”的集餐饮与艺术空间为一体的新型会所。它将艺术、音乐、批判性思维、辩论及文化上的积极行动态度(cultural activism)熔冶于一炉,专注于讲述少数群体的故事。“我一度感到法国社会——就像许多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已经碎片化了,”阿提亚说道。“不过,在我看来,目前正有一种修复性的文化气氛在巴黎弥漫。在这座坐在阳台上喝酒都可能被认为有极大危险的城市当中,法国社会终于开始视自己为地球村的一部分,而非世界的中心。”
在La Colonie开业的那个晚上,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种族国界,还包括参与Fiac的人群,都一同前来庆贺。品尝完阿提亚的母亲亲手做的北非小米饭(couscous)之后,艺术家们还进行了对话,人们手舞足蹈,尽情饮酒作乐。
阿提亚现居柏林,但他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郊区长大的。“法国从未真正了解阿拉伯世界或中东地区,”他说道。“但目前的巴黎正掀起一股新风尚。”
格洛里亚·弗里德曼(Gloria Friedmann)作品《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 图片来源:网络
亚洲艺术博览会——也是全欧唯一的亚洲艺术特展——负责人亚历珊卓·费因(Alexandra Fain)表示,她在巴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美术馆长们不再会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他们现在敢于承认自己的某些无知,并转而寻求相应的专家来解答。巴黎终于理解了这一点:开眼看世界才是对自身最有利的举措,不仅要放眼西欧北美,还要兼顾南美、非洲及亚洲的视野。”
展会期间,奥地利的画廊经营者泰达乌斯·罗巴克(Thaddaeus Ropac)在自己位于巴黎郊区的庞坦(Pantin)附近的一座外表类似于飞机库的艺术空间举行了一场派对,他认为巴黎的活力显而易见,且日益增强。“人气实在太旺,以至于几乎让我有些恐惧绘画了,”罗巴克如是说。“深夜时分还能有750人赶来庞坦参加派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另一处于1990年开张、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艺术空间当中与罗巴克饮完咖啡后,他向笔者表示巴黎其实并不需要奢侈品市场的支持;因为它已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存。“1991年艺术品市场的崩盘让巴黎远远地落在了其它大都市的后面。伦敦、纽约及柏林均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唯有巴黎因此元气大伤。不过,目前的巴黎在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及巴黎钱币博物馆(Monnaie de Paris)等专注于当代艺术的机构推动之下,已经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根据罗巴克的说法,巴黎最令他喜爱之处,是它在艺术方面有着“令人激赏而忠诚的群众基础”。“他们见识不凡。谈论财富对他们来讲显得过于俗气。反过来,当你在伦敦与人共进晚餐时,则多半会被各种‘某家的房子多么昂贵’或‘某君又赚了一笔’之类的话糊上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