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海源阁 晚清中国北方藏书第一世家[图文]

杨以增像

海源阁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由聊城进士杨以增所建，前后经由五代人悉心收藏和保有，曾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

海源阁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它与江苏常熟县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合称晚清四大藏书楼，这其中又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由于瞿、陆、丁三家的藏书楼均在江南，所以海源阁实际上是晚清中国北方私人藏书界独一无二的巨擘。

五代藏书

杨氏藏书由兴而衰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杨以增之父杨兆煜广搜东路书源，奠定了藏书基础；杨以增遍搜南北精品书籍而建立“海源阁”藏书楼；其子杨绍和扩大了藏书规模；其孙杨保彝精心保护、整理书目；其曾孙杨承训饱经战乱之苦，藏书损失严重。

杨氏家族先祖为陕西华阴人，后迁至山西洪洞县。明朝初年，由于战争不断，中原人烟稀少，明朝统治者不但从山西向东昌府大批移民，还转移军队。当时，山西洪洞县杨氏先人因有军功被授临清卫指挥一职。明亡后，改为东昌卫指挥，于是杨氏先人 加入聊城籍。至此，杨家世代居住在聊城古城。

《大观帖》宋拓杨氏海源阁本（资料图）

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为候选州吏目，秉性耿直。乾隆年间，清政府派人查办义军头领王伦的余党，杨如兰负责保管王伦余党的花名册。花名册中有人名过万，其中有无数无辜之人。杨如兰夜间放了一把大火，将花名册扔在其中烧掉了，随后他去自缚请罪，山东巡抚被他的义行感动，并未对他治罪。

杨如兰次子、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1768-1838），字德馨，人称“孝直先生”，30岁中举人，曾任山东即墨县教谕，其斋名“袖海庐”。杨兆煜学识广博，论帖、品诗、读画均有独特见解，并有一定的古书收藏，特在楼南宅院内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厚遗堂”。他使用的印章有“古东郡厚遗堂杨氏藏”、“东郡厚遗堂珍藏”等，现存《海源阁书目》中有“东郡杨氏厚遗堂钞本欧阳修《居士集》一种即为其所抄。杨以增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杨以坊和1个妹妹。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号至堂，晚号东樵。他32岁中举，35岁考取恩科进士，曾任贵州荔波知县、湖北安襄荆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员、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权陕甘总督、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咸丰六年卒于江苏清江浦任所，谥“端勤”。杨为官能体察民情，在河道总督任上曾于除夕夜冒风雪暮宿河上，自备柴炭盐米而不占用河工开支。林则徐对他人品非常钦佩，赞扬他“乃圣贤门中人也”，并在陕西巡抚任时荐举杨代替自己接任，有‘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臣所不及’云。在海源阁收藏中有林则徐寄给杨以增的亲笔信札17件，内容有论学问的，有论政治的，也有论及家庭琐事的，可见两人深厚情谊。

杨以增丙舍读书图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为了实现父亲生前夙愿，在“厚遗堂”、“袖海庐”的基础上修建了“海源阁”。海源阁藏书楼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杨以增亲题“海源阁”匾额，额后有其自题跋语。通过杨氏跋语可以得知，建立海源阁就是为了承祀事，籍藏书。借《学记》“先河后海”中“海源”一词，再借鉴范氏“天一阁”，遂将此楼取名为海源阁。

海源阁近照

杨以增的曾孙杨承训（字敬夫）曾把杨以增收集藏书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端勤公任湖北襄郧道员时，开始正式收集书籍，以普通及精刻本为主，可谓初期；任陕甘总督时，以精刻本、善本为主，兼收并蓄，对我家藏书之总卷来说，以此时所购为最多，宜为中期，亦称盛期；任河督（江南河道总督）时，不仅以珍本为主，并以精刻本副之，善本以此时所得最多，可谓末期。”

杨以增在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所购珍本善本主要来自苏州两大藏书家汪士钟“艺芸书舍”和黄丕烈大部分旧藏，对此近人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中曾如是说：“（汪氏）乱前散出之书，往往为海源阁杨致堂（杨以增）所得……汪氏散书之时，彼正官江南河道总督，楼台近水，故得月滋多焉”。由于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繁、经济崩溃，尤其是太平军、捻军在此与清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失，这给杨以增大批收购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而杨以增当时正在“人文渊薮”的江南任河道总督，无论是在声望、地位上，还是在资财上都具有广收书籍的便利条件。其中最直接的一点，是他在当地收购的大批书籍可以凭借其主管河道之便，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老家聊城。所以，除了收购了汪氏“艺芸书舍”绝大部分藏书以外，杨以增还多方搜罗，广收博采，吴越几百年间之所积文献精华，几乎被杨氏一网打尽，并被其先后以粮船运至聊城，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

杨以增一生收书数十万卷，使用的藏书印章有“杨印以增”、“杨氏海原阁鉴藏印”、“东昌杨氏海原阁藏书记”、“东郡海原阁藏书印”等。

杨以增《退思庐文存》

在杨以增之后，其次子杨绍和（公元1830年-1875年）对海源阁的藏书亦是功不可没。其字彦合，号勰卿，33岁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等职，同治八年（1869年）将书稿进行校订编册，同治十年曾编著并刊行《楹书隅录》十卷，内载海源阁所藏珍本268种。他使用的印章有“绍和勰卿”、 “竹言居士”、“杨绍和”（图三）等。

杨绍和在京师为官时，珥笔余暇，辄约二三同好作海王村游，每得善本则折柬相邀，考订商榷，废寝忘食。由于杨绍和的不懈努力，《海源阁》插架日富。后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宗室端华与弟肃顺及怡亲王载垣以狂悖遭诛，怡府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内所庋藏珍贵图籍遂散出流落民间。事发后杨绍和、朱修伯、潘伯寅、翁叔平等人争相购买，而杨绍和得最多，其中善本不下百本，这使得海源阁的藏书更加宏富。就这样，海源阁“杨氏藏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吸取两地精佚，萃于山左一隅”“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海源阁藏书之精品主要得自汪氏和怡府，而两处之书，又全得于清初大藏书家毛、钱、徐、季等人。其中宋刻本《毛诗》、《尚书》、《春秋》、《仪礼》四部经书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籍堪称海源阁镇库之宝，杨氏专设宋存书室保存，且名为“四经四史之斋”。

杨保彝（1852―1910），杨绍和之子，字奭龄，号凤阿，别署瓻庵。18岁中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员外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山东省通志局会篡兼山东优级师范教务长等职，每遇善本，辄多购置，使得海源阁藏书更加宏富。晚年将其所藏禀报地方政府备案，意在“勿为子孙毁弃”。杨保彝使用的印章有“杨印保彝”（图十）、“香南室”、“奭龄鉴藏”等。

杨绍和、杨保彝对海源阁藏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购藏，他们还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为海源阁的藏书编制了书目。经今人王绍曾先生考求，现存的杨氏海源阁藏书目共有5种，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如杨保彝曾编著《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及《海源阁藏书目》。杨氏在编目时于各个环节上突出版本特点；通过类目设置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编年目录的重要性。杨氏在目录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

杨承训（1900-1970），杨保彝嗣子，字敬夫。1921年肄业于山东法政专科学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厅秘书厅行走、赈灾委员会干事，后于京奉铁路局文书科、京汉铁路总务处、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1927年迁居天津。其父去世时，他尚年幼，藏书及家政归母舅代劳。1927年为了避免战乱，唯恐藏书损失，遂将善本书运至天津。杨承训使用的印章有“海源残阁”、“杨印承训” 、 “聊城杨承训鉴藏书画印”等。

据学界考证，海源阁藏书总数计有四千六百余种、二十余万卷，其中宋元校抄五百余种近两万卷，普通版本大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如按照《中国古籍定级标准》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古籍”列为一级古籍，海源阁藏书中约有四百余种善本可进入一级古籍之列。

《海源阁藏书目》

藏书有道

杨氏藏书能够一脉相传，与其四代为官、一心向学关系甚大。杨氏几代人为朝廷官员，经济收入稳定，没有生计之忧，所以能够使得藏书代有所增；杨氏几代人一心向学，藏书热情有增无减；杨氏后代众人无不良嗜好，使得心怀不测之人无缝可钻；杨保彝无子，为防止藏书散落，呈请政府备案，保护得法；杨氏族人忠心耿耿，皆忠悃恳诚，使得杨保彝去世后二十年藏书依然保存完好。

杨家还极善藏书，采用了多种方法以确保藏书的安全。

杨敬夫在《曝书》中提到：“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据先世遗言云：‘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风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宜晒书矣。’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两个小时即移回室内，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隔上，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随书在函中放入一二，但不得放入书中。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并在清明后，每日将全部门窗悉行放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只将架隔上浮尘掸净，但不启函出书，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大约五天至七天，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行关闭，严密钉锁，同时封条，以照慎重。”由此可见，海源阁晒书极为得法。

此外，海源阁的布局也极为合理。阁基高于地面，能够预防大水灌入阁内。阁上有窗户，便于通风除潮去湿。前有专门的晾书亭，定期晒书。院内有水井流寇，用来防火。海源阁单独建造，与院内其他建筑并不相连，这样可以防止家人随意进出，以免藏书受到损失或干扰。海源阁楼上五间北屋专门放置镇阁之宝―宋元佳椠与精校名抄，如“四经四史”，后院藏明清版本。

杨以增像

海源阁藏书是中国私人藏书的一个典型案例，即使现在藏书四散各地，甚至流失海外，但其在学人心中的位置是不可撼动的，其藏书、刻书等优秀的传统更是赋予中国藏书史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百余年以来深受海内外学者的仰慕，有“藏书为海内之甲观” ，集“四部之菁英”，举“旷世之鸿宝”，堪称“琅嬛之府，群山之玉”等美誉。 悬挂在海源阁大门两侧胡乔木题写的“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楹联，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

资料来源

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

丁延峰《海源阁藏书研究》

邢先良《海源阁藏书印章研究》

王彩云 王建华《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始末》

韦力《图书馆巡礼|山东省图书馆：海源阁故物所在（上）》

二家注本《史记》 宋蔡梦弼东塾刻本，海源阁旧藏

海源阁藏书秘不示人，除非“契交”，一概不准进入海源阁观书，更谈不上借书。即使家人也得到一定的年龄才能到阁内观书，第四代传人杨敬夫也是在十六岁之后才得以登阁读书。杨氏旧例，家中仆人不准登楼，以致有服役数十年的仆人，竟然对阁内情形一无所知。即使至交也只能入海源阁一次，能两次入海源阁观书惟有潘祖荫一人。可知，海源阁藏书实行的是关门主义，多年来给人以神秘之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冒雪前往海源阁，竟不能得见海源阁藏书，扫兴而归，写诗发牢骚道：“沧苇尊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嬛饱蠹鱼。”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像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海源阁第四代杨敬夫当老师），而最终也没能如愿。

海源阁的藏书处，除了聊城城内杨氏宅第外，还有肥城城西华跗庄的“陶南山馆”（又名“眉园”）。“海源阁丛书”的全部书板原也藏于聊城城内杨宅后院，以后迁移到聊城西南25里的田庄“弘农丙舍”（又称“厚遗堂”），其中有些书版还是活字版木字和铁范，是研究中国近代出版印刷业的重要实物资料，可惜毁于战乱之中。

杨以增《三续千字文跋》

三遭匪劫兵燹

世间万物，盛极必衰，海源阁也不例外，晚清民国日期，由于政局动荡，盗匪四起，海源阁的藏书屡遭匪劫兵燹，其中大规模的损失先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清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年）初，捻军自皖北上，进入鲁境，鲁西南遂成战场。2月，捻军进至肥城西部，前锋直抵杨氏别业华跗山庄陶南山馆，并与清兵在此展开了激战，杨氏别业遂陷于兵燹之中，所藏秘籍损失殆半。据杨绍和《楹书隅录》记述：“珍藏图籍，幸犹十存五六。”

第二次是在1929年。是年7月10日，匪寇王金发（河北馆陶人，直系军阀督鲁时为第四旅学兵连排长，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时被收编为连长）纠集其残部，与地方匪徒、烟鬼、兵痞等千余人进驻聊城。王自封司令，并将其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其随从书记官、参谋兰山樊天民、堂邑杨道南均系前清生员，颇知版本目录之学，遂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籍，及金石书画，择优掠去，损失极为惨重。该年11月，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奉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命前往调查。王献唐目之所及，“书籍零乱，积尘逾寸。宋本《史记》残余一册，宋本《咸淳临安志》残余两册，均散置地上，与乱纸相杂。字画碑帖，仅存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藏砚数十方，仅存砚盒，所有砚石无一幸免……”

第三次是在1930年。政局突变，山东又陷入战乱漩涡，晋军入鲁，匪徒王冠军等乘机占据聊城，其司令部亦设于海源阁内。据报载，王冠军与当时聊城县的县长王克昌（天津人）协议劫取宋元精版书籍，由王克昌甄别鉴定，将其精本装入八大木箱，抬入县府。王克昌得珍品若干，余均归王冠军所有。王冠军此劫，对于《海源阁》来说是一次最大的劫难。对此，王献唐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置》一文中有着颇为详尽的记载：“附近土匪蜂起，道路阻断，既而匪徒占据聊城，即盘踞海源阁内。土匪去后，又有招抚改编之军队入城，此去彼来，有如传舍，攫书最多者，为王冠军而已……在土匪占据聊城时，日常以杨氏书籍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这次劫难使“经部损失十之七，史部损失十之四，子部损失十之四，集部损失十之三。宋元版完全损失，以孤本高丽版韵学书最有价值。所剩者为充宋、充元、明版、清版、手抄本等，已多数不全……”除书籍遭损坏外，杨氏《海源阁》还“损失古墨20箱，一块未剩；字帖43箱，除被劫去者之外，悉数为雨冲毁；康熙、乾隆、道光三朝瓷器四十箱，完全损失；康熙、道光间制绍兴酒24坛，俱被匪徒饮空，坛改为溺器；价值四千余元之木器家具，完全毁坏；各室铺地长砖、方砖均被掀破，掘地一丈余深。海源阁匾额，末有杨以增题跋数行，被匪摘下，尚不知置于何处。”

海源阁旧匾

是年十一月，第三路军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率部击溃王冠军，驻入聊城，也将司令部设于海源阁。当时，海源阁内一片荒凉，宅人避战乱均已逃散。院内院外，堆满书籍；厕所马厩，到处是书，散乱在院内的书籍，均遭大雨淋烂。只有十余间房内书籍依然满架，但也是劫后余存，多已参差不齐，这当中以抄本为最多。荣光兴知道杨氏藏书的珍贵，他特命参谋长谢用霖派兵一连，将杨氏书籍无论整缺破碎，一律运入屋内，加封保存；并规定无论何人一律不得入屋内观览，以免书籍再遭损失。同时，他设法寻找杨宅主人，以使藏书得到妥善安排。五天之后，杨氏后人派管事邓华亭至海源阁八十七旅司令部接洽，至12月26日，杨氏即将残破书籍用数十大车，由荣旅长派兵护送，全部运往济南，存于经二纬一路东兴里杨氏自置房舍中，所运之书共计六十余箱。

王冠军率部移驻河北后，即将所攫取杨氏《海源阁》的书籍、字画等物品运至保定家中保藏。王冠军患病死去后，其妻将其所掠藏书陆续出售，而当地书肆奎文堂得之独多。而北平书贾闻讯蜂拥而至，其书为文友堂、文禄堂、藻玉堂分购而得。

其实，早在匪劫兵燹之前，海源阁的藏书就已屡受威胁。1911年，袁世凯窃国当政，其子袁克定就垂涎“海源阁”藏书，想要攫为己有。杨敬夫嗣母王太夫人为此特意把海源阁宋元秘籍由楼上搬往其所住卧室北房，藏于书橱内。张宗昌统治山东时，亦曾想派兵来强行没收“海源阁”藏书，并强迫杨敬夫捐书。他让人传话威胁杨敬夫：“您这些东西，光凭自己是不可能永久保存下去的，您不捐献也怕保不住。”乍一看，张氏所言不无道理，可实际上张氏收归公有是假，将藏书变为张氏私有是其真实意图。对此，杨敬夫是有所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