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玉器的光亮效果与玉器的前期磨製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清代玉器成形以后,总体光亮度已有很大提高。由于抛光材料细腻,经抛光以后玉器总体光亮适中,很少发现玉表面有划痕现象,并且玉器的图案纹饰仍保持前期磨製的清晰效果。
现代仿品在前期磨製过程中,总体粗糙,光亮度差。为了达到高光亮度,就需要较长时间的强化抛光。
虽然光亮度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强化抛光,致使玉器图案、纹饰受损,甚至造成精细纹饰模糊不清。有透雕工艺的玉器内壁较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抛光,造成各部位光亮产生误差。现代製玉採取高效率、高精度加工,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工艺缺陷是很难克服和补救的。
唐代玉器既没有如汉代的那种玻璃光泽,也没有明代的那种亮光,而是打磨出一种哑光,这种光泽,并不能将玉质的温润表现出来,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不能同日而语。也就是说,唐代玉器的磨光技术并不出类拔萃,有些仿品在此环节上容易过头。
宋代玉器的抛光技术比唐代要进步许多,玉表面同样不出现那种汉代、明代才有的玻璃高光,但是玉质的温润与醇厚能有效得以表现。当然与清中期的那种蜡光效果尚有距离。
唐代部分玉器明显收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如胡人、飞天等;而宋代的玉器则更多的是通过中原地区的玉制作传统的回归,满足来自中原地区文化层次上的诉求与市井审美的供需。并与北方的辽金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南北风格兼容的玉文化时代。辽、金与宋的制玉匠人具有流走迁徙的特点,他们居所的不确定,直接导致了琢玉技术上的南北糅杂。所以,宋代与辽金的玉雕在构图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技法上存在很多共性。
在文学的创作上,从来就有所谓“唐人尚意,宋人尚理”之说,唐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工艺制作,处处闪烁着宋代绝无的那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万古豪气,反映在玉制作上的纹饰、造型,则屡见创新。除了具有域外的风格的胡人纹饰外,尚有不少花草纹饰、禽鸟动物纹饰,多出前所未有;
而宋代,在理学大昌的社会形态之下,掩盖着貌似太平盛世的自欺欺人。诸如文学上忽而“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忽而“盖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喋喋于哲学上的翻覆,反映在玉器的制作上、技法上的创新与发展,较多的是潜心研究古制,重发思古幽情,根据典籍记载来摹制古代玉器。
唐代玉器是一种上层官僚社会的专有工艺品。宋代玉制作,雕件明显地出现了贴近平民喜好的造型风格。
一般而言,唐宋玉器的区别在鉴定上一个鲜明的区别点是刀痕的不同:唐代用刀的特点是深入轻出,入刀的力度很大,一下就能切到合适的深度,而出刀则渐次拖出。在这种用刀力量的变化中,雕件表面的刀锋可见。对这种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诸如上承汉八刀” 、“风格使然”等等,重要的是这种具有明确唐代工艺特征的形式,以及表现出的味道;而宋代雕刻技法是轻入轻出,了无刀锋力度可言。与唐代相比,显得很理智,不刚烈,与其归纳为“娴熟”,不如视为一种时代风格。
商代以前玉器的雕琢工艺,大多采用比玉硬度大的器物加水来回搓磨的方式,速度很慢,所以,玉器表面非常光滑,润泽,几乎看不见很多细小的平面,加工沟槽里面一样打磨精细,与玉器表面的包浆一致。新石器时代晚期,表面虽然沿用以前的加工方式,但工艺明显粗糙,在玉器表面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小面。
商代,由于使用砣具,利用解玉砂加水琢磨,速度加快,所以玉器表面会留下深浅不一、粗细不同、不规则的直线型抛光痕,特别是在圆雕动物或人物的嘴下、耳后,转折处就更加明显。西周中晚期,由于砣磨精细,所以表面及砣痕中刻划痕不是很明显。
到了战汉,打磨工艺更是到了顶峰,正是由于打磨的更加精细,才会出现了大量玉器上的玻璃光,这是战汉玉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