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特殊的文艺政策，艺术的多元渐趋单一，传统绘画如何贴近生活、为政治服务，是摆在画家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以搜集民歌来开拓诗的出路，指出“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传统绘画。
作为美术界的风向标，《美术》杂志在1959年连续数期刊发理论文章，特别是第四期发表的《论文人画》，使画家开始关注传统文人画与国画新题材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上海，《文汇报》还特意邀请了上海中国画院画家座谈，就传统山水画的表现形式和适应新时代的创作内容等问题，以及山水画如何反映时代精神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60年，《美术》又展开了围绕文人画和国画新题材问题的讨论。1961年，《美术》第二期刊登《关于山水、花鸟画问题的讨论》，并指出阶级性是讨论的中心。
为响应党的文艺政策，上海美协和上海中国画院从1958年3月即组织美术家深入生活，参加劳动，瞻仰圣地。在此政治和文艺背景下，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和政治的绘画作品，这也就是今天所称作的红色题材。
谢稚柳《南湖之春》64×94cm 1961年作
《南湖之春》作于1961年，是在此特殊文艺环境下的“献礼”作品，它的创作距中国共产党成立正好四十周年。这幅精工典雅的青绿山水画，极尽勾皴点染之能事，色彩雅致丰腴，与革命的“红色”—南湖船和烟雨楼相互辉映；而对游船上孩子们的刻画，当亦有所寓意。《南湖之春》所运用的技法是传统的经典，题材是革命的圣地，完美地实现了传统高华和革命浪漫的结合。或许由于特殊题材的原因，我们通过这幅作品也可遥想谢稚柳先生当年临笺执毫时毕恭毕敬的严谨的创作态度。
在海上画坛的老一辈画家中，谢稚柳先生是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画家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他在特定年代里的政治寓意和现实题材的作品，数量相当有限。就目前所知，除了在1959年和陈佩秋先生合作了《闵行一条街》长卷外，也就仅此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