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子，古老读音为lēizi，又称“蜡子”，“官名”为“勒”字底下加个“玉”字旁，即“勒玉”。
虽然在现代玉器作品中，玉勒子的身影依然时常出现，但要说起它讳莫如深的前世今生和历史沿革，却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在古代玉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玉勒子的形制也出现了许多变化，有扁圆柱形、束腰形、橄榄形、长方形等等，但总体上讲，通天孔的这一“管状”玉器特征始终保持了下来。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玉勒子最初的起源，是从远古时代的实用工具中演变而来，更夸张的是，其源头非但不是玉器，甚至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提手。
原始社会的古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现使用绳子提拉重物时，由于绳子过细，会产一种生“勒手”的感觉，注意，这里的“勒”读“lēi”，因此，最初“勒子”的古老读音就叫“lēi zi”。
智慧的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到了使用兽皮包卷绳索，从而改善提拉重物时手部的不适，同时，为了固定包卷在绳索上的兽皮，古人在兽皮两端结绳用以固定，这就是最原始的“勒子”。
随着原始社会进入石器时代，勒子也逐渐发展为更加耐用的石质或玉质材料。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玉勒子的身影渐渐明朗起来，但是那时的玉勒子还依然只是一种实用的劳动辅助工具，充其量只能称作“管状玉器”，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玉勒子。
当原始社会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那就是随着古代玉文化的萌芽，古人逐渐意识到玉石的珍贵价值，因此将玉器从石器当中剥离出来。
从此玉器不再承担普通劳动工具的功用，而是一个华丽的转身，开始逐渐变为原始宗教中的祭祀器或装饰器。
浙江余杭星桥横山2号墓出土良渚玉勒
良渚文化遗址中有许多柱形玉器，其中有一些柱状的小琮，孔较粗，外表饰神人兽面纹，有人称这种小琮为勒。总之，在新石器时代，勒类器已被广泛使用。
美国塞克勒博物馆良渚琮形玉勒
这时的“管状玉器”也逐渐转变为“管状玉饰”，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功能属性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初的玉勒子总体上保留了管状玉饰的主要特征，多为素面无纹饰的状态，在古代玉器的佩饰过程中，既可以单独佩挂，同时又在古代组玉饰当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古代组玉饰中十分常见的玉器品种。
尽管新石器时期尚未见到严格意义上的组玉佩，但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发展雏形当中的组玉佩饰，其中就可见各种玉管饰。
比如南京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就出现了由玉璜、玉玦、管状玉饰等组合而成的玉项饰，这些原始玉项饰中的玉管饰正是玉勒子的雏形。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中国玉器的发展演变，更规整、更精致的玉管饰大量出现。
如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的良渚文化组玉串饰，其中就可见大量精美的玉管饰，反映出当时玉勒子这一玉器形制已日瑧成熟。
虽然这一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组玉佩尚未形成，但是真正意义上用来单独佩挂装饰的玉勒子已经产生了。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玉项饰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见证玉勒子的形成过程。
事实上，玉勒子的产生与古代玉器琢制工艺的进步、艺术审美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玉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人文理念的完善从萌芽走向成熟的真实写照。
玉勒子工艺发展的历史性高峰，分别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和战汉时期。
玉勒子在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线刻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兽面饰、绞丝纹、弦纹等精美纹饰的勒子；
而战汉时期玉勒子的工艺则出现了高浮雕、镂空雕等集多种工艺于一身，同时玉质更为精美考究的作品。
山西博物馆藏春秋龙首纹玉勒子
通安严山王陵出土春秋玉勒
美国塞克勒博物馆战汉玉勒
中山国3号墓出土战国玉勒
汉代作为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二个巅峰时期，其治玉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繁荣，汉代玉勒子也得已大放光彩。
结合了两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玉勒子不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汉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汉代著名的“避邪”玉器玉刚卯和玉严卯，正是在方形玉勒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故宫藏 汉玉刚卯、严卯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玉器逐渐进入民间，中国玉器正式开启了更为广阔的“民玉”时代，各种民俗文化开始介入古代玉器。
玉勒子因其谐音为“遇乐子”，喻意吉祥顺遂，因此在民玉时代更加深入人心，广受欢迎。
这种民俗文化的植入，也为玉勒子的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的生长土壤，从此玉勒子的生命力愈发蓬勃兴盛，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到处都有玉勒子的身影。
从文化时期到商周战汉，再到宋元明清，甚至直到今天，玉勒子这一玉器形制依然在中国玉器的生产序列当中。
玉勒子的工艺高峰同时代表着中国玉器的历史巅峰，并且不同时期玉勒子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中国玉器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
正是这些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古代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除了其本身弥足珍贵的艺术价值之外，更可贵的是其中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信息，而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探索和解读，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继往开来最恰当的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