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实在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记得余秋雨说过,汉文化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君临华夏的少数民族,无不对其倾心学习。康里巎巎在这一点上,可称为佼佼者。
康里巎巎(1295年~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部(蒙古族)人,元代少数民族书法家,曾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康里巎巎以书法名世,与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世称“北巎南赵”,其主要成就在行草方面,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深得家传刻意翰墨
康里巎巎出身贵胄门第。其外祖父王寿,曾任中书左丞、御史中丞、集贤大学士。《元史》卷一七六《王寿传》:“大德九年,参议中书省事。十年,改吏部尚书。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几,更拜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迁太子宾客、集贤大学士。”康里巎巎的父亲不忽木,自幼学书,师事理学家许衡,为元代著名的诗人、散曲家。曾拜翰林学士承旨,平章政事,官从一品,深得忽必烈赏识。历仕世祖、成宗二朝,以儒为本,匡扶治政,声名卓越。康里巎巎的母亲王氏是一位出自名门、具有“懿德”的大家闺秀。《松雪斋集》卷七《不忽木神道碑》载:“夫人寇氏、王氏,皆鲁国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回,今为淮西廉访使。王氏,御史中丞、蓟国文正公寿之女,生子巎巎,今为集贤待制。”
康里巎巎深得家传,博通群书,刻意翰墨。初授承直郎,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后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其楷书法虞世南,行草宗钟繇、“羲献”,旁及米芾。草书犹得“钟王”笔意,劲圆豪雄、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刚健洒脱、豪放不拘,颇有晋人气韵,在元代后期影响很大。其学书极其用功,传云可以“日写三万字”,令人惊叹。《元史·本传》云:“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在文学方面,由于文集已经散佚,康里巎巎的作品存者百无一二,今所得辑录者,计文11篇,诗6首。书法上,他的主要成就在行草。康里巎巎的学生众多,如王余庆、金哈剌、陈达、王桂、詹希元等。
另辟蹊径豪迈洒脱
元代书法多在古人足迹之上亦步亦趋,总体看来,成就不大。如果我们用超越历史的审美观念来品评,康里巎巎的书法有着较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他又与所处的时代有着某种超越之处,不为时代所囿,傲视独步、卓尔独行。康里巎巎潜心书学,在理论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临池九生法》云:“一、生笔:纯毫为心,薄敷长短,不过六寸,软而后健。二、生纸:渐出箧者,畅润受书。三、生砚:用即著水使笔,须洗涤令干净。四、生水:须汲新水。五、生墨:随要用旋研,多研则凝滞。六、生手:过或执劳,须得腕健。七、生目:欲寝适悟,不得眠寐,即寐须歇。八、生神:凝念不令躁烦。九、生景:晴窗明晓。”这是康里巎巎对材料、技法和构思等简明精辟的总结,可知他对书法潜于心、会于手、通于理。他源自实践的书学理论,对后学者具有十分珍贵的指导意义。康里巎巎的书法道路,除了追慕“文雅”外,更得自于他刻苦的精神和谦虚的态度。
当时书坛,正是赵孟頫名望极盛之时,赵孟頫比康里巎巎年长41岁,众多学书者追随于赵氏门下。而康里巎巎却特立独行,不寓其篱下,潜心历代书学精英中采撷精华,心追手摹,专心研习。他的书法师承诸家,不囿于古人。康里巎巎善于变通,汲取同时代书家变古为新的章草新风加以完善,随势相生,不主故常,气势连贯而又有变化,其代表作品如《李白古风二十九首》等,书法风格委婉自然,一笔一画皆迸发着勃勃生机。康里巎巎师法米芾,得其爽健,他的书法线条爽利峻拔,圆笔稳健凝重,方笔果敢迅疾,笔力老辣沉雄、洒脱自然。其技法娴熟,在兔起鹘落的敏捷中,笔墨交替和谐、毫不犹豫,可谓心手双畅。在元代众多书家中,康里巎巎能冲出赵孟頫藩篱,令人耳目一新。譬如《李白古风二十九首》,其结构圭角横生,偏侧怒拗,犹如刀剑横刺,一片狼藉。他能在诸多矛盾与不协调中求得辩证统一,兼顾二者之长,而又不露痕迹;他能游刃于章草与今草之间而巧妙地加以变通。他的成功不仅在于表现形式上,而且在于情境与气局的追求上,其笔法的精通以及求新求美的意境,都足以作为元人章草艺术的杰出代表。从《秋夜感怀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其迅疾的笔法、修长的字形,以及其流动而自然的节奏感。康里巎巎作书随势生态,既沉劲斩截又流美秀逸,表现出一种豪迈洒脱的风格。
时人多以“非常”的激情欣赏康里巎巎的“真迹”,从而写下了不少赞美的字句。不得不说,历代的记述和评价,无疑是对康里巎巎这位蒙古族书法家的肯定。不管是“神韵可爱”“奇崛独出”,还是“能特立独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断语评价的不仅仅是一位书法家,也不仅仅是一位高水准的书法家,最为重要的,是对少数民族热爱书法的赞美,更是对其热衷汉文化的激赏。
民族融合共享文化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倡导儒学,并以文治之道作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族耶律楚材及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意见,参照唐宋体制,积极推广“汉法”。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提供了条件。但是,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人分为:蒙古人一等,色目人二等,汉人三等,南人四等。相比之下,汉人与士大夫的地位较为卑下,国家各级政权大都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汉人入仕仅为附庸,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让许多汉人感到仕途无望,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转向文学、艺术方面,从而使散曲、杂剧、书画等都得到了长远发展。
随着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至仁宗以后,朝廷上下也开始热衷于文翰笔墨。书法受赵孟頫的复古思想影响,提倡复古,推崇“二王”,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了一些汉文化高层知识分子,这些人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康里巎巎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由于他为朝中重臣,又是少数民族书家,因此对后世的书法颇有影响,对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作出了积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历史的犁铧将岁月深翻在记忆里,我们再也不像元代那样,将民族划分得那么等级森严。汉族与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已经成为一家。虽然服饰和习俗不尽相同,但是某些正能量可以使我们血肉相连,那就是文化,以及对同一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显而易见,书法,就是一位重要的使者。
(作者为书法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供职于国务院参事室,兼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配图均为康里巎巎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