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 峰
近年来,随着中国画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中国绘画史研究也渐成为一门显学。“长安画派”作为20世纪与岭南画派、江苏画派并肩的重要画派之一,自然受到了众多美术史研究学者的关注。然而以往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赵望云、石鲁身上,尤其是对石鲁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多部著作和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而“长安画派”是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团体,个案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缺乏从全局角度来观照“长安画派”的形成、发展、艺术主张、艺术风格、绘画思想、历史地位的系统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屈健先生前不久出版的专著《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正好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这部 屈健先生历时多年,在收集了大量关于“长安画派”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走访了众多前辈研究学者和画家亲属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长安画派”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这既是对王宁宇、程征、叶坚、王非等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为今后进一步展开对“长安画派”的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的著作。
该书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系统阐述了“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对被誉为“长安三杰”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分别做了个案研究,内容翔实而全面。第三章是“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研究,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尽管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也集中在对“长安画派”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上,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入手的,如对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又如“以神写形”的造型理念等等。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警惕,毕竟一个画派,那怕是单就一个画家而言,要想真正深入解读其艺术精神,单从他最为著名的艺术主张或核心的绘画思想来解读是远远不够的,必然会因其片面性而对问题的本质产生误读。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 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而屈健先生的这本著作恰好将“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放在其形成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既做了纵向的梳理,又做了 横向的比较,同时又结合作品对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做了比较性的解读。这样一来,“长安画派”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就丰富而立体的呈现了出来,我以为 这是该著作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
最后一章是对“长安画派”的贡献与历史地位的研究。一个画派在美术史上能够占有怎样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的历史贡献,即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增添 了什么新的内容;二是后继者对它的研究深度和推广范围。前者毋庸置疑,“长安画派”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中国画关于西北地域题材创作的拓荒者,尤其是赵望云师徒多次的“西北写生”“农村写生”活动,为“长安画派”绘画题材的开创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国画仅在传统文人层面抒怀怡情的“雅文化”局面,以全新的笔墨语言塑造了劳动人民和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画的功能作用,屈健先生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来展开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还在著作的最后一节客观地指出了“长安画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1961年的“习作展”是经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一次“创作突击”,虽艺术风格鲜明,但更多地是在石鲁提出的“首先给人雄伟的感觉,然后再逐渐丰富它”的展览要求下进行创作的,缺乏作品笔墨内涵的挖掘和个人艺术风格的发挥,只能算作“长安画派”画家一次尝试性的艺术探索,并不能概括其画派的全部风貌和最终的艺术成就;第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赵望云“不画不劳动的人”和石鲁“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的艺术价值观,无疑是受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行图解,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中国绘画历史的文脉,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一历史局限性的提出,无疑是对今后“长安画派”的研究者起到了有益的提示作用,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客观地进行“长安画派”的研究。
据我所知,屈健先生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又着手开始承担2014年度国家社科课题“长安画派”口述史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想,在《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长安画派”口述史》将会分量更重,呈现给大家的将是一个更加精彩的“长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