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自古为我“西南夷”,秦称朱波,汉为掸国,唐称骠国,宋为蒲甘,历来遣史入贡皆有史籍可考。根据资治通鉴(汉记十一),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1年),四川的竹杖和细布便经由云南、缅甸转运至印度、中亚和罗马帝国。后汉书(西南夷传),撢国国王雍由调于东汉年间(公元97、120、131年),先后三次遣使至中国通好,并获授“汉大都尉”官衔,双方互赠珍贵礼物。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也有关于德宗贞元年间(公元802年),骠国遣使献乐于唐的记载,白居易、元稹并各有“骠国乐”一首,以述其详。宋真宗本记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五月,蒲仆国遣使来贡”。宋史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有“缅入贡,盖举其国”、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有“蒲甘入贡”等语。而缅甸琉璃宫史,蒲甘王朝(公元1044-1287)国王阿奴律佗在宋朝时为求佛牙曾亲自到云南大理访问,受到大理地方政府隆重接待。可见中缅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艺术的交流渊源久远,而民间商买贾穿梭于这条“西南丝路”古道,将中国名贵的物产,如丝绸、布匹、瓷器、漆器、茶叶等运往缅甸、印度,再换回当地的珍珠宝石、翡翠琉璃等稀罕珍品,其盛况可以想见。
缅甸孟拱的玉石矿,地处偏远山区,蛮烟瘴雨,人迹罕至,一直鲜为人知,有文字纪录的显示大约在十三世纪初,相当于宋朝,被一位云南小贩所发现。公元963年(宋初)有纪录显示一商队由云南运了五百担未经切割的玉石到北京,同时中国人在十三世纪时,在缅甸北部发现位于孟拱的辉玉矿。又缅甸通鉴一书中提到发现孟拱玉石的经过时,引用英国人伯乡氏着“缅甸玉石贸易”所述:“据在中国领事馆服务的瓦利氏调查所得,北缅的玉石矿,系云南小商人发现,约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候,他驮货过孟拱,有一只背篮大象,拾取圆石随地加上,抵家抛之地面,触石而裂为二,遂发现光彩灿烂之玉石”。另英人斯柯特爵士在“缅甸玉石开采”的书中亦说:“光泽可爱的缅甸玉石,女士们用来装饰美观,那完全得力于玉石的发现人,一个云南的小贩,大约在十三世纪初,他于无意中发现了北缅的玉石。
根据上述各资料,中南半岛、云贵地区使用硬玉为装的年代很早,而云南地区早期确有硬玉原矿,而缅甸北部早期又属于中国云南,该地区硬玉属的玉材进入中原的时间可能远较有史可稽的宋期(公元960-1279)为早,但因为不受重视,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直到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1795年)平定西南地区的十八世纪以后,翡翠才正式大量开采。宋相欧阳修在其所著的“归田录”中,曾经记载:“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在颖川时,以示僚属,坐有真宗朝老内邓保吉者识之,日: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欧阳修为宋代名相,连他也不认识翡翠,内臣邓保吉所见,也不过是一只翡翠盏而已,可见宋朝,翡翠传入中国的并不多见。至到明代(公元1368-1644),对于有关翡翠记载的也不多,谢坤着金玉琐碎中,有“翡翠螳螂”一段,说:“余有螳螂一枚,头颈翅爪,碧色通透,惟肚腹上红下白,红色者,翡也,白色者,质也,甚巧可爱。”清姜绍著书韵石斋笔谈,也有一段记载:“青邱谓坐客曰:余家藏翡翠砚,与此杯(指一碧玉杯)同色,磨之以金,霏之成屑,如砚中墨渖。先君所遗,世固稀有,惜未携来与君辈玩之。”历代的记载中,对翡翠的描述均只有片段,清乾隆皇帝咏玉诗颇多,而不及翡翠,可见在清乾隆以前,翡翠还是一种罕见之物。
翡翠由于硬度高,色泽美丽,经过琢磨后,呈现透明质地、娇滴晶莹的风貌,深获世人喜爱,但因为材质稀有,价格昂贵,往往被用作玉雕作品。一位匠心独具的巧匠能将一块璞石,从造型色泽及雕工上,以绝妙的创意来表现艺术,使其升华至无价的美玉,勘称是智慧与自然最完美的结合。清朝自康熙(公元1662-1722年)中期以后,国力稳定,民生富足,艺术水平提升,精品佳作应运而生,至乾隆皇帝(公元1736-1795年)臻至巅蜂,收尽天下奇珍异宝,以为御用,翡翠玉雕于是跻身奇珍异宝行列,与和阗玉,痕都斯坦玉并驾齐驱。到了光绪(公元1874-1908年)时期,慈禧太后独钟情翡翠,使其身价大幅跃升,无论是皇亲贵族或文人雅士皆竞相佩戴或收藏,以显耀其身份地位。可惜清末国力衰败,外强入侵,北京遭到英法联军(公元1859年)及八国联军(公元1900年两次攻打,宫中珍宝部份于烽火战乱中被洗劫,至今流落海外下落不明,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无不感叹文物的保护必须仰赖国力的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