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串家族的兴衰流变
文玩手串的蜕变
手串因其材质、色泽、雕工的精美,随着清室的衰败而从深宫中流散到民间,成为文人把玩的高雅之物或是互相馈赠的礼品。由宫廷手串传到民间的手串在佩戴时也有讲究,即女子穿对襟衣时,手串需挂在第二颗钮扣上;穿大褂衣时,则挂在腋上方的襟钮上,也可挽在手腕或握于手中。玉石质地的宫廷手串多由翡翠、红宝石、水晶等制成圆珠,选一精致的坠角系在上端,戴在衣襟扣上。也有伽楠香,以及沉香、紫檀等珍贵木料质地的,根据服装颜色选择合适、鲜明的手串佩戴,既增加美感,又体现富贵。所以宫廷手串主要体现了贵族的豪气与华美。
朝珠及宫廷手串大多由清代御用作坊“造办处”督造,在材质选择上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朝珠和宫廷手串的材质就十分广泛,包括青金石、绿松石、碧玺、东珠、海蓝宝石、翡翠、水晶、玛瑙、琥珀、蜜蜡、珊瑚、伽楠香、菩提子、檀香、沉香木、椰壳、砗磲、象牙、牛角等数十种材质。相比之下,传统的佛教念珠显得更加朴素和自然。朝珠、宫廷手串将珠宝饰品的装饰功能与精湛的手工艺融合,选材上扩大范围,将多种珍贵材料运用其中,在背云等配饰的制作工艺上,结合了玉石雕刻和花丝镶嵌工艺,最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宫廷珍品。这一点,佛教的念珠自然是不能比拟的。
文玩手串的中衰
民国时期一系列的军阀混战、阶级斗争以及日寇侵华将许多中国精髓和灿烂的文化击得粉碎。直到新中国成立,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国家百废待兴。这时候的中国正致力于经济生产,将工农业的发展视为头等大事,民生问题亟待解决,所以文玩、文化事业很少有人关心。而到了“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口号弥漫在整个社会中,传统的文化都遭到了重创,至于手串、文玩更是成为革命的对象。手串一下子没人敢玩了,传承出现了断档的情况。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振经济,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包括手串在内的各种文化事业都处于萌芽阶段。十年前,北京卖佛珠、卖手串的市场尚未形成,所有佛珠只有在一些寺庙里和佛具商店里才能看到。那时候,北京还没有专门的文玩手串市场,玉蜓桥、老官园、团结湖也只是单纯的花鸟鱼虫市场,潘家园还只是旧货市场。那时候,寺庙里和佛具商店里经营的手串种类也少,购买手串的都是一些信佛的徒众,没有人买来拿着玩儿。当时电视媒体对佛珠的宣传也基本为零,对于佛珠手串有了解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更别提开文玩市场来销售手串了。
文玩手串坎坷的复兴之路
要说到文玩手串市场的热度升温,还得从2003年的非典说起。那时北京市民基本都躲在家里,到户外也就是放放风筝、打打羽毛球,大街上空荡荡的,连菜市场卖菜的也都没了踪影。在那个对非典十分敏感与恐慌的时期,一种具有被赋予驱魔辟邪且具有保健功效、焕发香味的绿檀手串被大家关注起来,一串进价10元左右的绿檀手串,文玩市场上可以卖到30-100元,其利润之高可以想象。之后,随着非典疫情得到控制,绿檀手串的整体销量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在市场仅昙花一现,就又销声匿迹了。
转眼到了2005年,“文玩”这个词汇率先由本人提出,而这个文玩概念也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什么是文玩?老的定义指的是文房四宝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物。这些文具造型各异、雕琢精细,可用可赏,使之成为书房里、书案上陈设的工艺美术品。在我的理解中,文玩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文和雅。把玩的东西,应该文雅地玩、斯文地玩,但什么是文、要怎么玩就要靠个人的理解了。时至今日,文玩一词已被广大玩家所接受,文玩手串的概念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引领时尚的全新标志。
文玩手串来源于宫廷手串,而宫廷手串又是从清代后宫佳丽那里传承而来,清代朝珠则是受藏传佛教的佛珠文化影响而形成。这里就有三个节点:第一个是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到清皇室,第二个节点就是宫廷手串流入民间,第三个节点以我在2005年提出的“文玩”概念为标志。三个节点中,前面的两种传播,一个涉及宗教,另一个涉及皇室宫廷,它们在文化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和优越性,而最后一个则是在当代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我通过书籍、报刊、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将手串文化发扬光大的。正是这三股强大的文化传播力量,将具有宗教意义的朴素佛珠慢慢转变成了民间所追捧的集文化、把玩、财富三者为一体的文玩手串,完成了佛珠-朝珠-宫廷手串—文玩手串的华丽蜕变。而文玩手串也终于迎来了它的辉煌。
综上所述,文玩手串滥觞于上古的串珠,后又以佛珠为祖、以清代朝珠为宗,以宫廷手串为直系流派,这样一脉相承,已经与如今佛教徒仍在使用的佛珠迥然不同,质的演变使其更加世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