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纸
几个奔五的人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就聊到了小时候吃糖、攒糖纸。
我们小时候偶尔有了零花钱进城去买水果糖,不管是在南门外的铺子里,还是在鼓楼附近的铺子里,面对我们那个级别的消费者,售货员不用秤称,去哪个铺子都是一毛钱给八块或九块糖。现在想,人家那是早就算计过了,一斤多少钱,一斤多少块,一毛钱能买几块,卖的时候就省事。当然这和糖块儿本身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我们就曾经因为售货员少给一块儿糖,拼命三郎般和人家吵过架。
那年,呼和浩特市场上来了一种新式水果糖。那种糖的糖体上有一只突起的小燕子,我们因此叫它飞燕糖。飞燕糖的体积明显比原先一毛钱八块或九块的要小,我们在内蒙古医院对面的朝阳商店买时,售货员很公道,一毛钱给十块。现在知道那叫童叟无欺。
后来,我们村儿在大队院子里开了个供销社,也卖飞燕糖。卖货的女人是个外地人,公社派来的。我们给她一毛钱买糖,她数到九块,就把糖罐子嘭的一声盖住了。我赶紧说:“还少一块呢。”她说:“够了。”我又说一遍“少一块”,她就不耐烦地立起了眉毛。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给她举例说明。她眼睛向上一翻,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平白无故少给一块儿糖,谁干?就和她吵,要那少给的一块糖。最后她输了,生着气揭开糖罐子,抓出一块,狠劲儿摔到柜台上。
过去的小孩儿,除了春节时能过过吃糖瘾,平常想和现在的孩子那样,兜里揣着各式各样好看又好吃的糖块,那是做梦,是妄想。所以,有的孩子为了让偶尔得到的一块儿糖耐吃,就想了个法子。这个法子很简单,每次剥开糖纸,只是用上下门牙往下咬一小块,然后粘到上嘴唇上,一下一下舔着吃。当年,我们还如此这般舔食过二药厂的甘草膏(俗称膏子),虽然味道有点儿怪,甜得也不正宗,可那又怎样。
春节时,自己家买糖,去别人家拜年,也能吃上糖、拿上糖。糖多了,我们就搞创造,DIY棍棍糖。这个也简单。把水果糖糖纸剥开,连纸带糖放到炉盘子上。等糖的下半部分软了,一手轻轻按住糖,一手把从大扫帚上撇下来的草棍儿插进去,并迅速衬着糖纸拿起来,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冷水瓢中。只需片刻,糖重新凝固了,糖纸也泡下去了,一个棍棍糖就做成了。
因为糖少见,糖纸也显得很金贵。那些年,哪个女孩儿没玩儿过糖纸?哪个女孩儿书包里没有一本夹满糖纸的书?
课余时间,我们互相欣赏,互相对换,有时也用糖纸扎蝴蝶玩儿。我们疯玩糖纸的孩童时代,我爸时常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出差,推销呼和浩特市乳品厂生产的青山牌奶粉和麦乳精。每次大包小包接站回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翻包找糖。我们吃糖、压糖纸、甚至拿去和人炫耀。
在众多外地糖果中,北京的杂拌儿糖口味最多,上海的糖纸最好看,其他地方的,如今已没啥印象。
我七八岁时,村里娶媳妇的人家,要在正房的屋檐下悬挂一面红旗,有的还在上面粘上毛主席像。司仪主持,新娘新郎在红旗和毛主席像前典礼。典礼仪式一结束,人们就堵住家门,嘻嘻哈哈、拉拉拽拽,耍笑着不让新媳妇进屋。
每当这时,总会有人按规矩出牌,一扬手,越过人头,把一大把水果糖朝人群后面的空地抛撒出去。那可是糖啊,人人稀罕,人人去抢,男的女的,老大少的,掉转头一窝蜂都去抢。那把糖让人群欢腾了,混乱了;有的跌倒,有的趴下,有的手被踩了,有的帽子掉了;也有没抢着糖的小孩儿哭了。负责把门儿的人也抢糖去了,新媳妇趁机跑回屋里,坐到炕上。
我打小显得有点儿矜持,虽然也馋糖,也想上去抢一块儿,但一想到抢的种种不雅,便忍住了。有的孩子因为抢不到糖恼了或者哭了,大人有时也会拉着他们的手,去找新媳妇要糖。大人说:“快给上块儿糖哇,看这恼的。”新媳妇就从兜里掏摸出两块儿。孩子拿上糖,破涕为笑,抹着鼻涕跑了。
到我十几岁、我大哥结婚的时候,虽然是农村,但席面上已经有了糖和瓜子,不过不是装在盘子里,是包在红纸里。等一个桌子的人都坐齐了,才给上。和糖、瓜子一起上的,还有一碟香烟,一盒印着大红喜字的火柴。
2004年老房子拆迁时,我在杂物里翻腾出一大本压得平平展展的糖纸。但那个时候脑子里千头万绪,根本没有把那一本糖纸收藏起来的意识,只随便翻着看了看,就随手扔到了打算卖掉的书报堆上。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但有什么用呢? 文/高雁萍